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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形象进入艳诗可能性 　　摘要：艳诗与赠内诗分别有其各自的渊源及发展历程，出于道德因素的考虑，过去的诗人们对二者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妻子的形象逐绝少出现在艳诗之中。然而孙原湘的创作却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他既写作传统意义上的赠内诗，又在艳诗中对妻子的魅力及风韵作了细致的刻画。对他而言，赠内诗用以容纳一种可示于公众的情感表达方式，而艳诗则因所受限制较少，可以使他创造性地采用一种更具私密性乃至创造性的言情方式，从而构成了对礼法的突破。孙原湘通过这一尝试将一种更加真实、完整的夫妻关系呈献给了读者，并且打破了妻子形象不能进入艳诗的陈规，这也意味着对艳诗作出界定的关键不在于写作对象的身份，而在于作者的写作意图及其笔法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艳诗；赠内诗；孙原湘；妻子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 在中国的文学史中，艳诗与赠内诗（亦包括寄内、忆内诗等，下同）分别有其各自的渊源及发展，二者在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关联性，学者们也一般倾向于对其作出区分，如文航生《晚唐艳诗概述》：“艳诗是个历史性名词，是指文学史上以艳情为题材的诗歌，它的外延比爱情诗小些，比如，它不包括寄内、悼亡等写夫妻情的诗。”[1]刘艳萍《艳诗内涵考论》：“由于封建社会里婚姻往往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爱情往往不是发生于夫妻之间，而是在婚姻关系之外。这样，艳诗便往往不包括寄内诗和悼亡诗。”[2]赠内诗顾名思义，是丈夫写给妻子的诗作，写的是夫妻之情；而艳诗则是写女子美艳及男女艳情的诗作。二者的分歧点在于：在过去的语境中，夫妻之情不同于艳情（尽管二者现在都可称为爱情），观念的定势导致了人们对二者认识的不同，两类诗作也由此出现了体例上的差异及内容和写法上的区别。按照这一思路推衍下去，妻子的形象自然也就不宜出现在艳诗之中，赠内诗也不宜采用艳诗的笔法。然而清代孙原湘的诗作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他既写作赠内诗，又将妻子的形象写入了艳诗之中，这是一种颇具创造力及颠覆性的创作行为，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将在对两类诗作的体例作出区别分析的基础上，对孙原湘的赠内诗及艳诗进行比较，考察他在处理两类诗作时分别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以及妻子形象在他的艳诗中呈现出了怎样的面貌 一、赠内诗与艳诗的渊源、发展及区别 赠内诗首见于东汉秦嘉的《赠妇诗》，后有嵇含的《伉俪诗》、徐悱《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赠内》，此外陆机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陆云有《为顾彦先赠妇往返四首》等，属于代作诗。这些诗作大多是在诗人与妻子分隔两地的状态下所写，诗人或内心孤寂，或睹物思人，他们常采用“尔”“子”之类的字眼直接在诗中与妻子对话，倾诉其思念之情。至唐代此类诗作的数量开始增多，如李白、杜甫、权德舆、白居易等皆作有一定数量的赠内诗，这一诗歌类型所能容纳的内涵也被大幅加以了开发。唐代以后的赠内诗则在此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更多道德伦理的因素，如对妻子维持家庭、赡养老人及抚育后代的告诫等，使得这类诗作在人伦气息增加的同时消减了其情感方面的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艺术价值及感染力 相对而言艳诗出现得要稍晚一些，目前可见其最早的出处是收录在《玉台新咏》中萧绎的《戏作艳诗》。《玉台新咏》的编纂旨在为宫体诗张目，扩大其影响，宫体诗风的流波遂由陈、隋一直延续至初唐，唐人也习惯性地将宫体诗及艳诗两个概念加以混用。至中晚唐时期，艳诗再度席卷了整个诗坛，其题材及写作手法也于此时基本趋于完备。此后的元末、晚明及清代的一些时期，艳诗的创作都曾一度出现过繁荣的景象 《玉台新咏》是艳诗这一诗歌类型得以确立的重要著作，但需要注意的是，该书中所收的作品并非皆是艳诗，部分早期诗作的面貌与宫体诗相比仍有较大的不同，其收录显然包含有编者为之寻找合理性依据的因素在内。事实上前文所说的秦嘉、陆机、陆云的诗作（还有潘岳的《悼亡诗》）都被收录在内，但它们却并非艳诗，试将其与同样是写妻子的《咏内人昼眠》一诗相比，便可发现其明显的区别：后者将妻子作为一个吟咏对象，用细腻的笔法多角度地描绘了她熟睡时的美态，故摹写刻画乃是此诗的关键所在。为了不使读者误会，作者萧纲在最后不无风趣地加上了一句：“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3]这正从侧面显示出一般人的观念：这样的笔法写写妓女可以，却不宜拿来写妻子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笔法来写妻子？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作为艳诗在其发展早期的一种形?B，宫体诗对于诗歌在女性这一题材上所能表现的程度及范围都作了不少尝试，但这种尝试与探索的成立是以儒家文学观的暂时退场作为条件的。在儒家的观念中，夫妻关系作为三纲之一，被赋予了一种严肃的意味，其与父子、君臣一同被视为维持家庭、社会稳定的几种基本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重视的同时，又在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