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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积极型救助政策构建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实施的社会救助主要是传统型救助，改革开放后国家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流动人口数量增加，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也随之出现。现行的社会救助政策在解决城市流动人口贫困问题方面并未很好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引入积极救助理念，试图构建起解决城市流动人口贫困问题的积极型救助政策，并为其他群体救助政策的建构提供参考 关键词：积极型救助；政策构建；城市流动人口；贫困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03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人口流动成为新时期的新特征。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末，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2.47亿人。然而，随着流动人口数量增多，城市中的部分流动人口却因受身份、不稳定的职业、社会关系的薄弱、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深陷贫困的泥淖。[1]传统型社会救助政策在理念、主体、方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弊端使城市贫困流动人口无法通过救助从根本上实现脱贫。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策要求下，需对现有社会救助政策进行调整，本文引入积极型社会救助理念，构建起一个新型的积极救助政策体系以实现“国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一、现行城市流动人口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困境 我国的流动人口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可以说与流动人口政策的发展存在一定关联。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对人口流动进行严格管控，当时并没有针对流动人口建立相关社会救助政策。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家放松对于人口流动的相关限制，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救助政策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救助政策快速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提升。但这些救助政策在实施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传统型救助所固有的缺陷，在解决城市流动人口贫困问题上表现出多方面不足 （一）救助理念倾向于事后补救，消极弥补产生社会隐患 现行社会救助政策具有明显的事后补救属性，补救性是指对已发生的问题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补救。因为社会问题的发生是不确定的，政策制定者和修订者们因为自身对于前景的乐观判断而忽视潜在危机的发生。纵观我国救助政策颁布或措施出台的过程，其中很多带有明显的事后补救属性。2003年“孙志刚事件”的发生推动了立法机构对原有城市流浪者救助政策中不合理的内容进行修改，并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事故发生后意识到政策存在的问题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前提的，这些代价有些较轻有些却非常重。小问题可以通过及时的修正弥补损失，不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危害；然而大问题不仅会对问题相关者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其所产生的负面社会效益可能危及到政府的公信力 （二）救助主体局限于政府机构，内部管理重叠致使效率低下 首先，现行社会救助政策存在着救助主体单一的问题。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救助服务的提供者。长期以来国家履行其基本职能为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援助，作为社会救助的主要提供者承担着社会救助的大部分责任。随着社会各方面事业的迅速发展，政府由于承揽项目过多、责任过重使其负担增加、效率降低。政府固然是社会救助的第一责任主体，但仅仅依靠政府这一主体来构建社会救助的安全网是远远不够的，需引入其他机构分担社会救助。然而，多年以政府为主的社会救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具有救助功能的非政府机构的发展，这些机构普遍存在着发展较慢、服务内容较少、资金来源不足、群众基础薄弱等问题，若现在直接过渡，恐怕并不能承受社会救助的重担。其次，社??救助管理机构职能重叠。由于社会救助涉及的不是单一领域的问题，如流动人口医疗救助不仅涉及救助还涉及医疗问题，民政部门主要针对救助、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主要针对医疗保险、卫生部门主要针对医院负有责任，这种多部门共同负责的领域容易因缺少协调沟通产生职责不清、管理混乱，一部分救助管理职能重叠，还有一部分领域的“真空”即无人负责。我国各项公共服务的分管制可能会使某一领域因被忽略或因管理部门不愿承担责任互踢皮球拒绝负责的可能，从而致使社会救助“兜底”功能失效 （三）救助方式集中于物质给付，难以从根本上实现脱贫解困 现行的社会救助往往是以单一的实物给付或资金给付方式对受助者开展救助。由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还有其他救助方式的帮扶，难使贫困者从根本上摆脱贫困。首先，由于缺乏就业激励机制，现行的救助政策限制了贫困户的就业意愿。以物质补给方式为主的救助方式，对受助者能力的提升没有直接作用，正是因为我国救助制度存在的这一缺陷，使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没有积极性和紧迫性提高能力，实现就业，造成社会救助在长期以来只进不出的怪状。[2]其次，受助者的困难并不是仅通过实物救助就能解决的，还需要通过医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