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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之路话风景 风景一：“辩论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1993年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被人喻为“世纪之辩”，如果从“开国功臣”和“逻辑、理论、事实、价值”战略安排、以及影响范围的角度来说可以算得上“世纪之辩”，但从技术上、对抗性、辩位驾御性的角度来说并不能算“世纪之辩”。 首先，技术的应用。1990年的亚洲辩论赛（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前身）中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就已经能熟练地使用“反问技术”、“活用词句”、“避实就虚”等技巧了，只不过93年复旦发挥的好而已。 1、反问技术：如“倒想请问对方某某问题”。在大决赛的复旦与台大的八位辩手每一次发言都能进行提问，直到台大开始被迫回答问题时，台大的四位辩手就慢慢丧失了攻击性。因为这种技巧容易形成攻势，再加上对复旦赞扬的评论，所以在日后的比赛上也被大量运用，使辩论赛开始出现了重问轻答的现象。 2、“避实就虚”：如台大问复旦“第一个善的老师是谁？”复旦回答“我方某某辩手早已回答，对方是没听懂还是没听见呢？”（姜丰这句话后来被奉为经典，甚至被以后的辩手滥用）复旦用类似的话语回避了对方很多问题（作为当时最佳辩手的蒋昌建在自由辩论中的发言中近一半都没有正面回答问题），由于当时的影响力很大，许多评论将这一技巧都进行了赞扬，导致日后这一现象愈演愈烈。95年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决赛点评嘉宾杜维明都说“不能针锋相对是一缺陷”。这一点和上述的“重问轻答”现象使辩论赛越来越失去辩论赛最大的魅力——“驳斥”。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复旦对于“谁是第一个善的老师？”问题的答案，复旦的答案是“人人皆自私，人人皆不自私”。我不评价这句话作为答案是否正确，而是评价这句话的受众性。老实讲这句话的不是一听就能立即明白的，它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我给我的学弟学妹解释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才明白。这点使以后的辩论赛过于理论化，为辩论赛的曲高和寡埋下伏笔（其实从一个侧面看，也可以说明现在大学生的人文素质越来越差，甚至是文科类学生，但这也是目前社会的一种现状，辩论赛究竟要适应社会还是要社会适应辩论赛？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3、“活用词句”，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又很难的技巧。简单在于有现成的词句可以套用，但是难在于如何应用发挥上。99年的谭琦的“花招”和01年武汉大学的“场面效果”在不同方面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技巧的作用。而且更多人可能会认为武汉大学在这方面做到了“宗师级别”。所以相比之下，复旦使用这一技巧并没有发挥其最大特色，原因在于手势、“反讽语气”、表情等因素共同构成的风格还不够突出，但它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为以后的辩论赛建立了方向，以后的队伍也使这种方向泛滥化，最典型的事例就是95年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关于“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道德”的辩论赛，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在自由辩论的最后阶段过多的运用“词句”而脱离了实际内容产生了“喊口号的现象”如“一旦拥有别无所求”、“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等等，毫无实际意义，点评嘉宾江平评说到“我们觉得双方辞藻过于华丽，我们更希望听到一些朴素的、实际的内容。” 其次，辩位的驾御问题。如果仔细看过比赛的人就可以发现复旦四位辩手都很看重原准备好的稿件，但是台大除了一辩外，其他辩手都更注重临场发挥。虽然临场发挥使他们表现的不如复旦，但从长远来看台湾地区的辩手临场能力越来越强，在以后的比赛开始展现其“现场魅力”，如95年的林正疆、03年的黄执中，相比较而言他们比大陆学生更适合担任以总结为特色的四辩。以后的辩赛不管是国际的还是全国的、区域的，都会发现大陆选手在四辩临场总结上效果欠佳，有不少辩手虽然做了努力，可还是不能让人满意，这也许和平常的训练有莫大的关系。这一点使普通观众和一些接触辩论不深的“辩手”认为一辩和四辩就是“背稿机器”——只要能上台将稿件流畅的背出来，其他的问题交给“应该是全队反应最好的二三辩”来解决就可以了。造成了一、四辩演讲还可以反应不怎么样的辩手来担当，除了辩位要求的发言，其他环节（自由辩论）基本上不说话的滑稽的辩论赛现象。这一点在全国高校内的比赛应该屡见不鲜。 没有看过1990年亚洲辩论赛之前，我一直认为90年代初辩手的说话方式就如93年复旦和台湾的辩手一样（可能是个人审美问题，我一直觉得复旦和台大的辩手在驾御稿件上能力并不强，主要是手势和语言的节奏感上还不够好），所以95年的南京大学和97年首都师范大学的辩手在驾御稿件方面的能力除了“背功”很强外，手势和语言的节奏感都差强人意。但看了1990年的亚洲辩论赛中台大一辩王文华的表现，才知道当初南京大学从一辩起就开始输了。不管从手势还是语言的节奏感、综合气质来看，放在现在辩论赛都是很强的，我个人认为除了99年西安交大的樊登外，到目前为止的国辩（包括全国、名校、海峡辩论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