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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2009年6月24日晚，广警某同学马某去东平理发。在理发过程中，马某故意挑剔理发师陈琳的理发技术，与陈琳发生冲突。在争吵过程中，马某抑制不住愤怒，动手打了陈琳一拳。陈琳未及还手，马某又抄起身旁的椅子砸向陈琳头部，导致陈琳头部受轻伤。经住院治疗，共花费2万余元。 陈琳于6月24日向区公安局控告，公安局认为本案应属自诉案件，告知陈琳应向法院起诉。陈琳依法向法院起诉后，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于是将案件移送区公安局侦查。公安局依法立案侦查，决定对被告人马某采取取保候审，同时让他提供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侦查终结后，区公安局认为犯罪事实基本清楚，犯罪嫌疑人也承认犯罪，于是向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在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过程中，被害人陈琳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要求，检察院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并由马某给付陈琳2万元赔偿。经审查后，区检察院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害人又坚持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并向法院交纳了诉讼费。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本案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拟采用简易程序，于是建议检察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检察院同意。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当庭翻供，否认自己犯罪。法院认为本案事实复杂，于是延长建议程序审判期限，在2个月后作出判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认为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未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当庭提出后，合议庭予以采纳并且改正。另外，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时难以确定，于是在审判刑事案件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最终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并赔偿经济损失1万2千元，精神损失5千元。 问：本案诉讼程序有何不当之处？并说明理由。 1.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不能要求被取保候审人同时提供保证人和缴纳保证金，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种。 2.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时，认为证据不足的，应驳回起诉，不能移送公安机关。 3.附带民事部分既然在检察机关已经调解，对于被害人对该部分提起的诉讼法院不应受理；同时，法院在受理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请求时不能收取诉讼费。 4.法院认为符合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征得检查机关的同意，或者检查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建议，并不是人民法院建议检察机关适用简易审理，因为审判是人民法院的业务范围。 5.人民法院延长适用建议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案情复杂的，应立即停止适用建议程序适用第一审程序进行。另外，人民法院延长审理公诉案件应在一个月内宣判，至迟不能超过一个半月，有刑诉法12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报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再延长一个月，就本案而言，应当在一个月内宣判。 6.对于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的审理，应当与刑事部分同时进行，如有特殊情况，也应当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不能另行组成合议庭。刘春红与杨文玲系邻居，刘未选上街道代表，怀疑是杨说了坏话，便伺机报复。1994年5月12日，马玉兰带领儿子李刚、儿媳赵华闯入杨家，欧打 杨文玲，致使杨多处受伤。杨之子孙洪飞下班回家与刘家三人相遇，刘家三人又将孙洪飞打伤。杨文玲丈夫孙学贵于1994年5月底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刘春红赔偿其妻的医药费。在起诉中，对儿子被打伤的问题未涉及，法院受案后，在调查中发现孙洪飞也被打伤，于是将孙洪飞追加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 原告。 　　问：（1）该案在诉讼中有无错误？说明理由。 　　（2）刘春红的儿子李刚、儿媳赵华在本案诉讼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为什么？ 1、孙学贵以原告身份起诉是错误的，因为起诉的人必须是与本案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但孙学贵本人并未遭殴打，与刘家三人不存在损害赔偿关系，直接遭受 殴打的杨文玲才是符合条件的原告；人民法院将孙洪飞追加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也是错误的，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共同诉讼人与他人争论的诉讼标的是共同 的，而孙洪飞和杨文玲是分别遭到刘家三人的殴打，孙洪飞和杨文玲之间形成的损害事实也是两次殴打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孙洪飞和杨文玲对刘家请求损害赔偿也 是分立的，不存在必要的联系，只是属于同一种类的诉讼。2、李刚、赵华在本案中属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被告。他们与其母的加害行为对损害后果产生是共同一致、不可分割的行为，因而对加害的结果负连带责任，由此产生的诉讼是必要的共同诉讼。1986年，尹某因工作需要出国，临行前将自己所属房屋两间交领居王某代管，言明代管3年，其间可以出租但不可出卖。3年过后，尹某也未回国，王某要 去外地工作，因此又将该两间房屋出租给张某并其代管，并向张某表明该房产权属尹某，不可出卖。1992年，张某未经王某同意，将房屋卖给李某。因过户手续 无法办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张某立即交房并办理过户手续。诉讼中尹谋回国，得知张某和李某之间正在对自己所属房屋进行诉讼，即向法院提出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