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宝福局铸钱与搭放台湾班兵饷钱研究(福建钱币学会).doc

清代福建宝福局铸钱与搭放台湾班兵饷钱研究 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 徐心希 350007 福建与台湾的经济往来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明清以降，两岸人员交流频繁，经济交往更为突出。本文以清代福建宝福局铸钱与台湾货币的发展与变化为线索，深入研究两岸的经济活动与金融往来，并分析其原因及特点。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水师攻占澎湖，台湾郑氏集团降清。根据施琅的建议，清朝廷在台湾设府、县、台湾镇总兵等官，台湾在行政上成为福建的一个府，归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管辖。从元代设置澎湖巡检司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下诏台湾建省，光绪十四年（1888）台湾正式建省，与福建省分治，台湾在行政上归属福建管辖至少有500-600年之久。台湾正式成为福建所辖府治也有200多年。无论是台湾建省以前还是以后，当地的货币铸造、印制、发行、流通与管理，均与福建尤其是宝福局有着密切的联系。丰富的货币史料证明，每当台湾经济面临困境，总是由福建等大陆沿海省份鼎力相助。尤其是设置于福建省城福州的宝福局对此作用功不可没。学术界有关福建宝福局铸钱与搭放台湾班兵饷钱研究成果缪缪，本文试就此课题进行探索，以便向专家们讨教。 一、清朝班兵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台湾是我国东南海疆的重镇，其东临太平洋，西濒台湾海峡与大陆相通，南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望，北接东海、黄海，与琉球、日本群岛相连，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加之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不仅为中国东南之米仓，如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所言“一岁所获，数倍中土”，而且蔗糖、樟脑、茶叶以及煤、水、林木等资源极为丰富。所以，自明代以来，台湾屡遭外人觊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每次中外冲突，台湾都首当其冲，先后遭到过英、美、日、法各国兵舰的武装进攻。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其海疆治理虽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其海权意识和海洋观念仍然十分薄弱。清代治边，其海疆与陆疆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西北地势辽阔，利于发挥八旗骑射之长，清廷既可利用汉人，也可直接治理，排斥汉人于边疆事物之外，如在腹地边疆民族地区特设理藩院即其明证。但东南海疆则不然，满蒙八旗不善水战，万里海疆，清廷一是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沿海防御主要依靠绿营水师，可清统治者又不信任汉人，“每以汉人为难治”；二是西方殖民者盘踞吕宋、马尼拉、印度等地，不断叩关索市，启衅侵扰；三是清廷最怕汉人与洋人相勾结，因此防范戒备之中，闭关自守政策日渐突出。另外，在西方列强迅速崛起的十八世纪，清政府的治边重点主要在西北陆路边疆，所以东南海疆更是以守为主。 面对万里波涛，从清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台湾孤悬海外，既是汉族集聚之地，又是易生乱萌之区，故其治台基本上采取防范与抑制并举，镇压与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军事管理与兵役征发方面： 1、班兵制度 康熙平台以后，首先遣返郑氏官兵回籍安插，并将郑克塽、刘国轩等郑氏首要送京入旗，在“解散而消弭”郑氏武装集团的基础上，康熙二十五年（1686）八月，清廷始行班兵制度，其内容主要是戍台兵丁不用台民，在福建各地绿营中抽拔，选调之人既要求年力精壮，有身家，又不许携带妻室，更迭往戍，期以三年。同时，将漳、泉两地兵丁与在台漳、泉两籍移民分开，隔离戍守，即漳州籍兵丁分拨到泉州移民区，泉州籍兵丁到漳州移民区戍守。显然，目的十分明确，要在防备戍台兵丁岁久各立家业，恐意外致生他变。10营，兵力一万有余。其后多有添设，至鸦片战争前，增至水陆16营，额兵14656名。 1727）改为台湾道，专辖台澎地区，并兼学政带有兵备衔，但一应军务机宜并地方事件，仍听内地督抚管制办理。台湾武职最高为总兵，虽加挂印，但受福州将军、闽浙总督和福建水师节制，遇事不可专擅。同时，台兵、台饷由闽省调拨，人力、财力处处牵制，不能分而为二。四是御史巡台，强化监督。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台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朱一贵起义，清廷因此认识到，台湾远隔重洋，耳目不周、控制不力的严重性。乱平后，清廷在改善吏治的同时，又采取御史巡台制度，即每年自京师派满汉御史各一员，前往（台湾）巡察，一年更换，其权力涉及司法、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成为皇权的耳目和智囊。以上诸端，形成周密的人事制度，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统一台湾到甲午战争失败，清治台共193年，其中农民起义和各种民变共有132次之多，但没有一次是由台湾的官兵率众起事的。 10万（不包括番社人口），到日本侵台前的同治十三年（1874），190年间台湾人口增加20余倍，但行政建置只增加了一县三厅，其中雍正元年（1723）增设的一县二厅（彰化县、淡水厅、澎湖厅）是在朱一贵起义之后，清廷为免北路空虚，以防不测，才接受兰鼎元添兵设官，经营措置的建议（淡水厅治直到乾隆二十一年尚留在彰化境内），而时隔87年之后，噶玛兰厅的建置方提到清廷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