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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部大开发制订外语教育政策 张正东 外语教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流派，而古今中外的外语教学在教人学会外语的同时都能产生两种“超语言”的效果：第一，增强个人的认识能力，发挥“启盲”、“发聩”的功能；第二，沟通、整合人类的活动，发挥创新、发展的功能。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人类在发展中认识、沟通、协调必用的工具和必具的内容。所以，拉丁语作为西欧学校科目后，就以追求古罗马的城邦文化（如雄辩术）以及磨炼智力为重要目的，嗣后西欧现代语言作为外语进入学校，也一直重视它的教育教养作用。我国在140年之前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首次在近代型学校里把外语作为重要学习科目，同样具有语言的和超语言的目的。同文馆上午学中文各课，下午学英语或其他外语，所以英语校名为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当时中国东南—东北的门户和墙壁都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当政的叶赫那拉氏提出了“宁赠朋友，勿与家奴”的卖国政策，与国外交流、办好“洋务”成了清政府苟延残喘的必要活动。所以尽管办学校、学洋文受到朝内许多大臣的阻挠、反对、破坏，京师同文馆还是在曲折斗争中诞生了。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第一次确立将外语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科目。现在看来，太不成问题了。但当时却是在巨大的压力下确定下来的①。压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内部压力除了产生于封闭保守观点之外，也来源于对中国文化可能受伤的担心；因为专门学习夷狄之邦的洋文，不合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国人对“知识”之内涵的认同，不容于传统“泱泱大国”的自大心理。外部压力来自帝国主义无间断的要求，以至“倾销鸦片”、“建立黄俄罗斯”等等亡国灭种的罪行已蔓延到深山“野民”。可是，清朝在对外交涉中却没有懂得外语的人，签订条约竟以“洋文”为准，双方沟通全凭“洋人通译”以及少数通语不通文而借机媚洋卖国以自肥的“职业翻译”②。 二 历史滚滚向前，但在后浪推前浪的长河中，经常会给后浪留下汲取前浪之经验的空间。同文馆设立140年之后的今天，按教育部的规定，全国乡镇中心校以上小学都要开设外语课。这是外语教育的大普及，我国学习外语的中小学生将超过两亿④。中小学生以上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成教、继教学生、公务员、部分市民尽都学习外语，各地区纷纷设立外语学校和外语特色学校，并且生源滚滚。这与京师同文馆当年推广外语教学的架势虽有天上地下之别，而重视外语学习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本质则一。只是今天我们为此而受到的内、外压力却是发展中的压力，不是当年任人宰割的痛苦。就内部压力而言，主要是国大人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居住国土面积60％的少数民族同胞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使中华民族这支铁拳很难练出一击断金的功夫。再看外部压力，自然是在地球村里争占自己应有的席位。我们席位在哪里呢？它可能受到什么挤压呢？ 20世纪40年代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从中亚入新疆访问中国，他称是从中国新的大门而入。当时他是隐指苏联的威胁。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再来看看祖国西部面对的山，却发现它有点像“火焰山”。首先，我们看到，中东、里海等地蕴藏的石油，科技越发达，能源就越能主宰人们的一切活动， 700公里，离我们的新疆只有250公里，这能让我们无动于衷吗！其次，我们看到，“东突”恐怖分子就在西部边缘，20世纪60年代他们就从新疆裹胁了几万人背离祖国，今后何时息患？西藏边外还存在逃窜的分裂分子。再看与西部接壤的邻国，大都不是发达国家，毒品、刑事犯罪泛滥。我国与这十几个国家的关系“一言难尽”；尽管我国不究历史而与他们签订边界条约，而从中国传统“远交近攻”的政治文化看，还很难说已取得了长期太平。况且，从人缘关系看，这些国家与西部接壤之处的居民很多与我国边境同胞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他们之间来往方便，远非东部人民与邻国民众可比。这样看来，我国西部面对的是当代“火焰山”。全国人民，尤其是西部的人民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国防前线在西部，西部的祖国的大门！中央以开发大西部为国策应有经济以外的含义。借鉴历史，我们应该通过外语教育帮助下一代和广大西部人民认识到西部在祖国兴盛和世界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让西部的外语教学发挥比当年京师同文馆更为深远的正面影响。由于当今的中国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发展，国力增长之速堪称举世无双；西部作为这么强大的祖国的前门，办好外语教育教学的条件远非京师同文馆可以望其项背。事实上，江泽民同志早已指出，“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人才从教育中来，当代教育已从传承型转向创新型，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帮助学生掌握信息传输工具，从而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外语正是负载信息和传输信息的重要手段。所以江泽民同志的意见已包含了重视西部外语教育教学的意义。 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地区在国内是“地广人稀”之处。根据笔者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