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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债转股受热捧背后有隐忧 　　2016年11月以来，债转股真正意义上步入快车道 中国农业银行近日发布公告称，拟出资人民币100亿元，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农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专司债转股业务。稍早前，包括工、农、中、建、交在内的五家国有银行均表示愿意申请成立债转股子公司，参与“去杠杆”的进程 各方对于银行加入债转股表达了乐观态度，认为银行在客户资源、动员资金、选定债转股对象等方面拥有较强优势，这样可以为践行债转股的市场化保驾护航。而从政策层面看，虽然国务院出台了债转股相关文件，但有关专家认为，债转股从政策和立法上仍需进一步完善 不再“拉郎配”的市场化债转股受热捧 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一周内，武钢集团和云南锡业集团相继达成市场化债转股项目 进入11月后，地方国企的债转股进程开始加速。陆续有厦门海翼集团、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公司、广州交通投资集团、重庆建工投资控股、山东能源集团等与建设银行合作债转股。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公布的债转股项目预计规模达950亿元 “上一轮债转股中存在大量的政府拉郎配现象，一些扭亏无望的企业也进入债转股序列，挤占了资金却未能成功，最后只得政府财政兜底。”资深国资研究学者李锦十分期待本轮强调市场化进行的债转股，他认为市场化可以避免重蹈上轮债转股的覆辙，可以让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利用好债转股良机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在债转股过程中应尽量减少行政的干预，在债转股企业筛选、贷款性质甄别、转股价格确定、持股机构行使股权等多项环节上让参与各方按市场原则确定，也需要进一步的监管政策配套 “最大的担心就是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行政干预，当行政性的目标来完成，实际上债转股没有总体规模目标，如果一旦形成为行政性指标后就可能偏离市场化的目标。”曾刚认为，在债转股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相应的政策来保障债权人的权益，避免一些企业借机逃废债务，预防可能衍生的道德风险 债务企业是否一旦参与债转股，就可以实现脱困？李锦认为不能将债转股当作国企脱困捷径，更不能把实现债权转股权、负债率下降就看作脱困成功。“企业要脱困，必须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下功夫。” 中钢是债转股先行者 其实早在国务院的债转股文件出台前，就有一家央企率先完成了首单债转股项目 成立于1993年的中钢集团原本是一家以铁矿石进出口、钢铁及相关的设备贸易为主的公司，2003年的营业收入只有120多亿元。之后，该集团负责人提出向矿业开发、炭素制品、耐火材料、铁合金和装备制造五大产业发展的规划，以及“打造世界一流钢铁生产服务商”的目标，在国内重组了业内7家重点企业，在天津的房地产项目上投入巨资，还先后在澳大利亚、南非等地投资收购了铁矿、铬矿资源基地 受益于钢铁行业的整体繁荣，中钢集团的扩张取得出色业绩。但激进扩张的同时内部风险控制不力，企业管理混乱等弊病逐渐暴露。中钢集团的扩张主要仰赖银行借贷，但投资的诸多产业收益并不理想，导致企业负债率越来越多，财务费用越滚越大 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钢铁市场亦开始急速滑坡。市场下滑与经营不善让中钢集团陷入亏损。时任总裁黄天文在2011年5月被迫去职，中钢集团的财务报表亏损14.7亿元 此后，虽然继任者提出了种种改革发展方案，但繁重的债务压力依然难以承受。中钢集团债委会核查发现，截至2014年12月末，中钢集团及所属72家子公司债务逾1000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近750亿元，牵涉境内外80多家银行 2016年9月27日，中钢集团下属上市公司中钢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中钢集团公司的通知，中钢集团债务重组方案正式获得批准 据了解，经德勤审计后，中钢集团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近600亿元。其中留债规模近300亿元，利率调低至约3%，转股规模约270亿元。其中，转股部分并非直接将债券转为股权，而是长达6年期的可转债，前三年锁定，从第四年开始，逐年按3∶3∶4的比例转股以退出 可转债具有债券和期权的双重特性，一般具有较低的票面利率。债券持有人可以按约定的条件将债券转换成股票，金融机构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债券回售给发行人 记者就债转股相关问题联系中钢集团，该集团新闻处负责人李婉表示债转股方案细则处于保密期，暂时不便向外界公布。对于企业实施债转股后的发展，企业改革专家周放生认为首要是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主业辅业分离等。其次是资本重整。如果企业仅完成了债务重组，单纯地做债转股容易产生变相逃债的暗示。“主要就是通过破产重整与破产清算来解决（问题），有价值的企业做重组，没有价值企业做清算，而清算也就不能做债转股考虑了。” 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