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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女性形象，是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进行“窥视”和“书写”的产物。从原本神秘荒诞，甚至原始邪恶的龙女、蜘蛛女，到后期跨文化语境，东西方不断交流后出现的带有东方韵味的新型女性形象，不难看出华人女性形象走过了一条从灰暗到五彩缤纷，从老旧到充满活力的道路。文章从“东方主义”下的异域想象、中国形象的柔性呈现、跨文化建构下的新型女性三方面，分析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女性形象嬗变 [关键词]美国电影;华人女性;形象塑造 从1919年黄柳霜在《红灯笼》（The Red Lantern）中饰演的一位无名无姓的英国人情妇开始，美国电影对华人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历史。[1]在这一百年中，不仅整个世界格局在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中不断变动，中美关系也历经了数番恩怨。这些林林总总的女性形象，正是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进行“窥视”和“书写”的产物。从原本神秘荒诞，甚至原始邪恶的龙女、蜘蛛女，到后期跨文化语境，东西方不断交流后出现的带有东方韵味的新型女性形象，不难看出华人女性形象走过了一条从灰暗到五彩缤纷，从老旧到充满活力的道路 一、“东方主义”下的异域想象 后殖民主义的著名学者爱德华“东方”不是东方，而是西方人想象的东方。[2]东方主义是研究美国电影的一把钥匙。电影作为一种必须取悦市场、迎合观众的艺术，其在叙述上不可避免地要紧跟受众的思维。在中国与西方真正开展深入交流之前的上千年中，中国在西方文化中的形象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在马可“香格里拉”的神秘仙境式的形象吸引着西方的普通民众和探险家。中国富饶而美丽的大同社会形象，是西方人对西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的一种反衬。而在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的笔下，中国则成为极为野蛮落后的人间地狱，这一形象也在西方有广泛的市场，满足了西方社会的优越感。而无论是哪一种，实际上都不符合真正的中国形象。即使是在电影出现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仍然是西方凝视和想象的对象。这时电影中出现的中国，更多的是一种西方语境下人们对于中国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想象。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异域想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所产生的美国电影，均对华人女性形象有一定程度的歪曲和偏见，这些无论是美化还是妖魔化的形象均可以视作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特殊产物 以妖魔化的“龙女”形象为例。龙在西方文化中是邪恶妖异的象征。黄柳霜的从影过程正值美国种族歧视最为严重的时期，受《排华法案》的影响，她始终扮演着“臭名昭彰的东方女恶棍”的形象，即美艳狡诈、恶毒性感，让西方观众感受到威胁的中国恶女形象，这些形象可以被概括为“龙女”。如《巴格达大盗》（The Thief of Baghdad，1924）中的中国女奴隶，《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1932）中的妓女等。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龙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Dragon，1931），在这部电影中，黄柳霜头戴高高的帽子，身上穿着颇为暴露的，背后有鳍状的软甲，其投射在墙壁上的黑色影子正是一条略显狰狞的龙，这些形象无不是在传递给观众一个简单的“龙女”概念。因为黄柳霜所处的是默片时代，“龙女”的妖娆、魅惑等必须通过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以及外在形象来进行表现，黄柳霜的表演以及裸露大腿的形象也受到了中国及美国华人观众的反感和抵制。在每部电影中，黄柳霜所饰演的角色结局无一例外全是死亡，这无疑是对西方观众内心存在的东方排斥感的一种迎合 而所谓的“美化”后的形象，也带有一种近乎变态的、畸形的审美色彩。如周采芹、关南施在《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1960）中饰演的苏丝黄，尽管电影表现了她自强不息的一面，但是片中还是充斥着白人中心主义的意味。苏丝黄美丽而神秘，让罗伯特一见钟情，苏本人也力图从一个肮脏不堪的世界走出，摆脱自己妓女的身份。然而苏丝黄奋斗的前提是建立在她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与水手等人鬼混的妓女这一基础之上的。她的形象本身就与肉体享乐紧密相连。而在罗伯特爱上苏丝黄的同时，苏丝黄也对这份感情投桃报李，反倒是罗伯特在苏丝黄与银行家的女儿之间摇摆不定。苏丝黄的真情、坚韧与贤惠、勤快等固然值得肯定，然而电影在对其进行塑造时充满了对华人世界的偏见，如大街上遍地的妓女，她们近乎无赖地争抢客人等。而电影《蝴蝶君》（MButterfly，1993）中的宋丽伶更是一种纯粹的对西方男性“蝴蝶夫人”情结的满足，男扮女装的宋丽伶之所以能长期对高仁尼进行欺骗，正是因为西方男性以自己幻想塑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秘莫测、难以理解的女性 二、中国形象的柔性呈现 在殖民主义时代，东方对于西方而言是从属性的存在，而在两性关系之中，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