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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社会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共融的转变 　　摘 要：社会治理主体作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要使其促进我国治理能力的提升，就必须实现从传统单向维度向多元共融的转变，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夯实基层党组织，调动党的外围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以及党员民众的主体作用等，使我国传统管理体制逐步向新型社会治理体制转型 关键词：社会治理;主体;多元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091-02 社会治理内涵颇丰，但其最基本的要义则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从传统社会的单纯政府拓展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组织、各级各类民间团体以及民众等多元主体，促进彼此互动共融，用柔性、包容、服务、平等、民主的状态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与治理体制的转型 一、打造服务型政府，推动维度创新 从社会治理的理念来看，治理是来源于政府又不限于政府的活动，“政府的一切工作是服务，一切工作的目标是做好服务”[1]。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政府要有效地完成社会治理，其角色更多地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其职能更多地应是“有限型”而不是“全能型”，因此，我们构建的政府不仅应是“经济建设型”，更应是“公共服务型”。对“服务型政府”的界定，我国学界目前引用率最高、认可度最大的是学者刘熙瑞的观点：“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在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的程序，按照公民的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2]此外，较权威的还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的阐述：“服务型政府是指在民主政治的架构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的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承担着服务责任实现服务职能的政府”等[3]。不论是何种界定，我们都不能否认，“服务型政府”是中国学者应对政府改革、引入治理理论的一项自上而下的理论创新，创新的直接动因是利益需求的变化，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言：“在所有进行的推论中，把行为者的行为说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行为的利益。”[4]所以，服务型政府的打造就是在整合社会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服务功能的落实更好地完成社会治理，是一项“以新的观念为指导，通过制定新的行为规则，以调整利益关系为目标的自主创造性活动。”[5]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我们应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服务型政府的文化维度。美国人类学家霍尔曾说：“文化决定了人的存在、表达自我的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规划和建设的方式。”[5]在塑造服务型政府文化的过程中，重视教育培训的作用，积极营造其形成的内部与外部条件。创新政府公务员培训内容、形式、途径，努力将交流培训、学校培训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真正将服务型政府文化的培养与公务员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切实为服务型政府文化的塑造提供条件。同时，政府文化建设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所以我们要积极发展市场经济，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为服务型政府文化维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 二是服务型政府的行为维度。我国传统政府更多侧重的是管理而不是服务，要更好地落实服务功能，提升行动效能，创新政府的行为维度，可以尝试从我国国情出发，引入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即公私合作伙伴，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一种新模式。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率先提出，最初主要运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之后逐渐得到广泛应用。保守党代表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推行的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导向的政府改革，工党领袖布莱尔推动的“投资型政府”建设，都是PPP模式的良好示范。这样的尝试同样适合我国治理体制转型下的政府，在一些政府应为却缺位、可为却难为、有为却无为的领域，将市场竞争机制积极引入社会治理之中，通过竞标、选择、购买私营部门的优质服务提供于民众，这不仅可以弥补政府的行为不足和资金短缺，而且可以极大地优化政府的职能与服务行为，通过为公众提供更优的公共服务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三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维度。通过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是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工作。“理想的政府影响以及干预的程度范围不能由一成不变的原则来决定，它必须尝试失败，依赖经验教训和政策调整以使得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最佳作用。”[6]我们不仅要优化政府的职能设置，明确政府的职权领域，还要重视财政的配套安排，完善政府职能的立法体系以及规范政府内的授权行为。同时，我们要以政府的职能转换为导向设置政府机构，创新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强化平时的考核工作，优化考核信息搜集方式，通过多路径的努力，实现我国政府服务的文化维度、行为维度与职能维度的成功构建 二、重视基层党组织和党的基层外围组织的建设与创新 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