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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 　摘要：中国的原始工业化发生在明清时期，在这一时期，以传统家庭经营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手工业迅速增长，不仅市场范围空前扩张，生产组织形式逐渐演进，而且劳动分工、专业分工、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家庭内部“男耕女织”的传统劳动分工模式被打破，行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细密，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也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技术进步迟缓和人口增长过快等因素的影响，人均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即出现了斯密化增长与过密化增长交织并存的现象，并对后来的近现代乡村工业化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原始工业化；劳动分工；专业分工；社会分工 　　　 　　欧洲经济史上的原始工业化，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在门德尔斯的著作里，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传统组织的，而且是市场导向的，主要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增长。它还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同时，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比较明晰的劳动分工、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原始工业化之前，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妇女包办，但是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男劳动力加入进来；另一个是手工业内部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分工。近些年来，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与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相类似，明清时期的中国乡村手工业同样经历了一个繁荣的发展时期，其主要生产部门也同样是遍布乡村农户家庭的棉纺织业。尽管在漫长的几千年里，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始终是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形式，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外观上看似乎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排除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演进，也不排除在家庭外部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那么，在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行业内部的专业分工和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都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其对劳动生产率乃至社会经济增长有哪些影响?这种发展状况与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相比具有哪些异同呢?本文将在学者们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新的解释。 　　 　　一、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男事耕耘，女勤纺织”，这是自古以来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的劳动分工形式。农民家庭纺纱织布，最初只是为了满足自家衣被消费，是一种自给性生产。直到明代多数地区的棉纺织业还仅仅作为农家副业而存在，一般在农隙或农闲季节，由妇女从事。从明清时期各州府县志等史料的记载看，农户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基本上延续着古老的男耕女织形式。如崇祯年保定府蠡县志记载，该县“男务农桑，女勤织纴”。再如万历年间冀州枣强县志记载，“庶民，男力耕作，女勤纺绩”。不仅在北方各地，即使在棉纺织业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只不过“男耕”种植的大多是棉花而已。如乾隆年嘉定县志记载，“嘉邑之男，以棉花为生，嘉邑之女，以棉布为务。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以资食用”。除地方志外，其他史料记载也可以佐证农户纺织业经营的劳动力是家庭妇女。明人董宪良的《织布谣》中描述：“朝拾园中花，暮作机上纱，妇织不停手，姑纺不停车”。此乃在同一家庭内部姑嫂二人从植棉到织布过程的描述，虽然没说男人在干什么，但纺织的过程显然没有男人参加。另据朱凤洲的《棉布谣》中云：“大妇弓弹中妇绩，绿鬟小妇当窗织。”可见，老中青妇女是纺织工序各个环节的劳动力。许多学者认为，在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这种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之所以生生不息，主要是因为在手工生产技术条件下，土地耕作的劳动强度较大，女性劳动力难以胜任。加之女人自幼裹足的陋习和忌讳抛头露面的传统观念，以致女性劳动力只能足不出户从事家内纺织。但李伯重认为，在江南地区，所谓“男耕女织”并非自古而然的现象，而是自明代后期以来才充分发展并逐渐普及的农家男女劳动分工的模式。在此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夫妇并作”的劳动方式，即农家男女共同耕作，也共同纺织，即男女劳动力都亦耕亦织。彭慕兰十分赞同李伯重的观点，他甚至认为“男耕女织”也许只是一种文体修辞的需要，代表不了历史的真实情况。毋庸讳言，彭慕兰的看法显然与诸多的史料记载不相符，而李伯重对江南地区的研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也未必具有普遍的意义。从总体上说，尽管农忙时节妇女可能也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田劳作，但男耕女织的分工形式在传统农业社会应该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到明末清初，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耕地有限，且棉纺织业收益较高，许多地区的农民家庭日常生产、生活所需，以至偿债付息完粮，越来越依赖棉纺织的收入，甚至要依靠妇女纺织的收入支付半年以上的食用。即所谓“耕不足恃，恒赖此支半载食用”。于是，许多男性劳动力也加入了纺织业的劳动力队伍。起初，男性劳动力只是起辅助作用。如道光年《南宫县志》记载，“妇人皆务绩纺，男子无事亦佐之”。再如，道光年《济南府志·风俗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