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德利》中女性叙事民族主义色彩.doc

《蒂德利》中女性叙事民族主义色彩 　　摘 要：在我国，对印度现代印地语作家伯勒萨德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阴影主义诗歌和戏剧，对其小说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通过其代表长篇小说《蒂德利》中女性议题的分析，发现伯勒萨德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作者通过对印度新女性特征的书写，充分利用女性在文化核心、精神家园中的符号作用，引导新女性观的建构，进而反击西方思想侵蚀，重建本民族文化自信 关键词：伯勒萨德 《蒂德利》 女性叙事 民族主义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青年项目，项目名称：“伯勒萨德长篇小说《蒂德利》中典型人物形象分析”，项目编号：13XWC01 一、引言 伯勒萨德（1890-1937）是印度现代印地语文学中的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蒂德利》创作于1934年，是伯勒萨德创作晚期较为成熟的代表作。在我国，对伯勒萨德的研究聚焦于其阴影主义诗歌和戏剧成就，而对其小说研究非常鲜见 我国印地语文学奠基性著作《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中谈及印地语文学史分期问题，介绍了格纳蒂金德尔“今”定义为印地语文学的现代时期，即1857年至1965年。这期间包括阴影主义时期（1920-1937）和进步主义时期（1937-1945）。（刘安武，1987：14）作者刘安武先生在尊重印度学者划分方法的基础上综合将这一时期称为现代文学时期，并明确提出了“民族觉醒初期”的说法，文学形式主要有民族主义诗歌和阴影主义诗歌两大类。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成熟与高潮时期，民族主义在东方由隐而显，成为东方社会运行的主轴性思潮（黎跃进，2015：163）。可见，20世纪初既是印度现代文学时期，也民族主义文学时期。显然，刘安武先生在印地语文学史的书写中将伯勒萨德列为民族觉醒时期作家的做法是合理的。我们也应将伯勒萨德纳入民族主义作家的范畴进行考察。伯勒萨德的文学创作不但体现出阴影主义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种民族主义色彩通过小说体裁中的女性议题较为直接地体现出来 印裔美籍学者查特吉的东方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在东西方学术界反响巨大，产生了广泛共鸣。作为后殖民批评家，查特吉在考察了印度民族主义发展时期的殖民档案之后提出，印度民族主义议程中妇女的赋权进程作用巨大。女性议题曾是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构建其叙事合法性的媒介，甚至是工具。通过札记、历史书写和现当代文学创作叙事反映出的女性议题并不全然是真实的，而是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政治交锋的话语后果。在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中，民族主义者通过不同策略重塑民族文化传统，以对中产女性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对上层女性的机构化规训来达到重塑民族主义新女性的目的，进而捍卫本民族精神家园，反击殖民思想的精神侵蚀。查特吉以孟加拉语戏剧文学和本土语言教材的编写为例进行了阐释。本文将以伯勒萨德的小说《蒂德利》为例，释读女性议题作为民族主义议程中的媒介和工具这一说法，也以此推证伯勒萨德的小说创作具有民族主义色彩 二、印度新女性重塑与民族主义色彩释读 查特吉的民族主义二元文化论将社会空间区分为“家庭和世界”，“世界是外部的，主要代表物质领域；家庭则代表精神自我”（陈义华，2016：86）。女性占据印度社会空间中的家庭空间，民族主义议程中，家庭被赋予民族精神家园的特殊地位，是民族自信的重要来源，是民族的立身之本。对女性议题的书写，就是对印度精神核心的书写，女性被赋予了精神家园的符号与象征意义，肩负着维护民族文化内在精神实质的崇高使命，即“无论生活的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女性都不能失去精神美德。”（陈义华，2016：88）塑造印度新女性形象成了民族主义者规避传统文化弊端，重塑民族文化传统的有效方法，民族主义者认为新女性的良好表现是其进行社会变革的积极后果（陈义华，2016：88），从叙事来看，也是民族主义者以妇女为媒介构建民族主义话语的结果 （一）主题思想再解读 《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中对《蒂德利》的介绍如下： “作者在小说中不仅反映了印度社会的贫富悬殊的景象，而且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这种不平，可贵的是作者对上层人物进行了批判，批判了封建保守的地主、空虚无聊玩弄女人的资本家，也批判了地主的爪牙和封建把头，当然这种批判还不能说全面和深刻。所以，从思想内容来看，反映了一些正确的观点，主题思想似乎是写资产阶级式的农村改革，而且作者还勉强给了一个成功的结局。” 该文学史出版于1987年，从文字中流露出强烈的阶级批判意识，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学史书写，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反映出我国当时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的主流价值取向。通读小说，会发现上述批判是真实的，但对伯勒萨德创作主题思想的解读有待商榷 小说以两位女性的生活及情感经历为主要线索，交织着印度与西方两种生活观念的碰撞，农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