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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画书的图形关系上 （长沙师范学校美术动画系，湖南长沙410100） 吴振尘 论图画书的图文关系 摘要：图画和文字是图画书的阅读本质得以体现的两大途径。两者关系的正确处理，能够展示创作者的水平和魅力。从文学视域的宏观层面看，图画书的图、文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从两者组合的微观层面看，图文关系可分为图文同步、图文对位和图文错位等几种情况。对图画书中图文关系的分析，有利于充分发挥图文表达的艺术潜力，实现其突破与创新。 关键词：图画书；图文同步；图文对位；图文错位 中图分类号：I28文献标志码：A 图画书指的是适合儿童观看的、为儿童创作的以图画为主的文艺形式，在儿童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有着图画书的一席位置，尽管图画书的精彩观看点在于图画。在传统的儿童美术教育范围内，只侧重儿童单幅画如插画的艺术形式，对于叙述性、故事性的图画书，没有能力归并到自己的麾下。 图画书对于儿童的早期阅读功不可没，它超越了纯文字的艰难，也改善了纯绘画的脱离控制的想象性，以及美术固定思维的象征性。图画书的文字和图画一起，讲述的是一个故事或介绍特别知识领域。它不追求文字的全能性，甚至可以让一句话在几个画面中出现；它也不追求图画的艺术流传价值，而是凭借图画来叙事、展现角色及想象。文字和图画共同服务于目的，两者相辅相成，创造出独特的文艺样式。图画书的文字和图画的组合，通常遵循的是较为传统的连环画形式，单页单图，或者把单图扩展到双页或多折页，在单页中包含多幅图的形式，还不成为潮流。这样文字和图画的结合，往往在单页、双页中布置文字，其中单页中有文字是最常见的。 尼古拉耶娃和史格特在《图画书原理》一书中说：“图画书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建筑在二种传播层次基础之上的艺术形式，即视觉的和话语的。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图画书是通过两套独立的符号进行传播的，图解的和常规的。”[1]242该论述对于图画书的特征概括未必准确，因为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都具备视觉的和话语的性质，但它指出了图画书的两大艺术手段：视觉的图画和话语的文字，并强调了其重要性，这一点则是可取的。 一、图文互补的既有研究 关于图画书的图文关系，彭懿在《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中说：说到图画与文字的关系，尽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诸如“图画与文字相互依存”、“图画与文字交织表达”、“图画和文字共同承担叙事的责任”……但本质上都是一个意思，正如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在《阅读当代图画书：图绘文本》(Reading Contemporary Picturebooks:Picturing)一书的导论中所归纳的那样：长久以来，对于图画书这种形式的基本特征取得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它结合了两种不同的表现模式———图画(pictures)与文字(words)———成为一个复合的文本(composite text)。[2]26彭懿的对于图画书的图文关系问题，分为四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是“一本图画书至少包含三种故事”。他引用了两次获得过凯迪克奖金奖的美国画家芭芭拉·库尼(Barbara Cooney)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图画书像是一串珍珠项链，图画是珍珠，文字是串起珍珠的细线，细线没有珍珠不能美丽，项链没有细线也不存在。继而总结出：“在绝大部分的图画书里，图画与文字呈现出一种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具有一种所谓的交互作用。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画也可以讲故事，但一本图画书的故事还应该是图画与文字一起讲出来的故事，即图文合奏。”并引用培利·诺德曼在《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中的名言：“一本图画书至少包含三种故事：文字讲的故事、图画暗示的故事，以及两者结合后所产生的故事。”[2]26 其次是“图画与文字的相互补充”。例子是埃兹拉·杰克·济慈的《下雪天》[3](1962)和陈致元的《小鱼散步》[4（]2005）。前者描绘了一个下雪天给彼得带来的喜悦，其中一个画面的文字是：“他用内八字走路，就像那样。”接着作者没有继续往下说，而用画面说明。后者说的是少女小鱼被爸爸派去买鸡蛋，第二个画面上最后的一行文字是：“然后，跟着影子猫，走在屋顶上。”画面补充小鱼是踩在屋顶的影子上，而不是上屋顶。 再次是“图画与文字分别讲述”。例子是约翰·伯宁罕的《莎莉，离水远一点》(1977)，作品的“文字与图画说的就完全不是一回事”。[1]P27最后是“图画与文字的滑稽比照”。例子是著名的《母鸡萝丝去散步》[5]。整本书共14个画面，32个单词。文字是一只母鸡在农场里兜了一个圈子：“母鸡萝丝去散步，穿过院子，绕过池塘，翻过干草垛，经过磨面房，钻过栅栏，从蜂箱下面走过去，回到鸡舍，正好赶上吃晚饭。”画面里却有一只狐狸，画面就变成了一个狐狸追母鸡的故事。对于图画书的图文关系的总结，上述四点简略为图文合奏、图文分立、图文互补、图文对照，并且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