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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统文学理念 本文作者：徐鹏绪 张咏梅 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一、周作人对传统文学价值的宏观认识 “五四”是一个狂热反传统的时代,西方的文化和美学观念被大量引进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由此失去了过去被崇尚和仿效的地位,甚至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周作人却用另一种理性的眼光审视传统,发掘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价值,并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在“五四”那个文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许多人倾向于把传统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作为传统思想的载体,一概加以否定。但是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大胆肯定传统文学的价值,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必然的连续性,新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艺术无论怎样杰出,但是无形中总受着他的民族的总文化的影响,mdash;mdash;mdash;利益或限制”[1](P43)。他说传统有两种,一种是“不适宜于现在”的“过去的道德习俗”;一种是“混在我们的血脉里”的“趣味的遗传”[2](P13)。传统思想中坏的东西,我们应该尽量摒弃,而“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2](P40)。在他看来,文学是本能的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就像血液中的东西一样,不会轻易地因外来的影响而改变。他非常自信地说:“凡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不模仿什么人为惟一的条件,听凭他自发的用任何种的文字,写任何种的思想,他的结果仍是一篇lsquo;中国的rsquo;文艺作品,有他的特殊的个性与共通的国民性相并存在,虽然这上边可以有许多的外来影响。这样的国粹直沁进我们的脑神经里,用不着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会消灭的。”[3](P12)他在给青年讲怎样作文学时说,有一点必须注意,即“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因为“无论现在文学新到哪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中国人的人生观也还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立起一条为人生的文学的统系,其间随时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为补偏救弊之用,使得调和渐近自然”[4](P9)。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打倒文言文,建设白话文。但周作人认为“讲国语文学的人不能对于古文有所歧视,因为他是古代的文章语,是现代文章语的先人,虽然中间世系有点断缺了,这个系属与趋势总还是暗地里接续着,白话文学的流派决不是与古文对抗从别个源头发生出来的”[5](P64)。对有些人骂古文学不好,说20世纪的人不应当看19世纪的东西,周作人说,20世纪的人,也是从18世纪19世纪一步一步进化来的,虽然一时代有一时代可喜可悲的事体,前后的情形不同,但是古今的感情一样,并没有什么多大的特殊。他认为“文学是借用文字了解人的意思的”,“对于古文白话,拿常识作根据去应付他,达到不要限制自由的目的”[6](P104)。在周作人看来,古文“并不是全要不得的东西”,而是“有许多原是可用的材料”[7](P1),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经过一番挑拣、洗刷、改裁,仍然大有用处,只是不能再那样穿戴。他把自古以来的古文分作两类,“一类是左国庄韩司马的古文,一类是韩愈以后的古文。第一类是以古文体写的文章,里边有写得很好的,我们读了知道欢喜知道赏识,却又知道绝对做不来,至多只好略略学点手法拣点材料来加入我们自己的文章里”,第二类则“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8](P125),不值得读,却易学易模拟。鲁迅在答复《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主张青年不看或少看中国的古书,是极端的反复古主义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周作人与鲁迅的态度不同。他主张“古书是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lsquo;通rsquo;的”[9](P101)。如果是强迫的全读,则古书是绝对的不可读。周作人并不是要复归于封建传统,并不是一个穿着现代衣服的士大夫文人,他是非常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学资源的。他甚至提议“大学里mdash;mdash;mdash;至少是北京大学应该正式地lsquo;读经rsquo;,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目的是要以宽宏的历史的眼光,“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lsquo;社会人类学rsquo;来阐明它的本相”[10](P76)。即使对程式化发展到极致的旧文学的代表mdash;mdash;mdash;八股文,周作人亦认为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因为它“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10](P78)。 他认为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学而不通八股文,结果是“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10](P76)。周作人这么说并非要复古,相反,他对复古与排外都是有着深深忧虑的。早在1922年,由当时思想界复古的情形,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