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docVIP

漫谈“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 　　摘要:对丁玲的短篇名作之一《在医院中》,评论界可谓毁誉参半,各执一词。而黄子平撰写的“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一文却是意义深远的,该文客观地剖析了丁玲的创作从对“五四精神”的坚持和传承,对时代、民族、大众的道德承诺、对艺术的创作的自由独立精神的执守,转向了大规模的文学生产的过程及其原因。 　　关键词:病的隐喻;文学生产;政治式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008-01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位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著名作家孙犁曾在给她的信中由衷地赞叹到:“在三十年代,我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都曾受到您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对丁玲的短篇名作之一《在医院中》,评论界可谓毁誉参半,各执一词。严家炎认为:“它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第一次提出反对小生对艺术的创作的自由独立精神的执守产思想习气的问题。”众多的评论者热衷于探讨作品与时代背景的吻合程度,而黄子平撰写的“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一文却是意义深远的,该文客观地剖析了丁玲的创作从对“五四精神”的坚持和传承,对时代、民族、大众的道德承诺,转向了大规模的文学生产的过程(在新的历史语境的压力之下)。我想:如果把“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改为“从病的隐喻到文学生产”,也许更容易概括出现当代文学所走过的路。“疾病”一词与医学息息相关,因为它的存在才有了医生与病人之间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当中,“疾病”是几乎所有作家都要涉及的对象。对鲁迅来说,父亲的病成为他童年的痛苦记忆,促使他走上求医之路,进而对“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的反复思索与追问,使他最终弃医从文。在医学与文学的转换中,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被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所取代,从过去通过医学治疗个人的身体疾病的愿望发展到通过文学治疗民族的精神疾病的理想。在他的作品中,描写“疾病”从来都不只是为了表现个人的身体痛苦,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形而上意味。对比鲁迅《父亲的病》与周作人《若子的病》两篇文章会发现,周作人对女儿若子生病的描写是实写,从发病时间、病人的症状到治疗的过程等一一交待。而鲁迅写父亲的病却是意在言外,以为父亲的病寻求疗救作为出发点,展开对中医误人的嘲弄,最终指向对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愚昧、迷信的批判。在《药》中,华小栓那瘦骨嶙峋的身体上嵌的阳文的“八”字,生动的勾勒出东亚病夫的身体形象,但是,小说的主旨却不在患病者的身体疾苦,而是在对个人疾病寻求疗救之“药”的过程里挖掘出中国民众的精神愚昧以及对革命者的麻木和冷漠。因此,鲁迅笔下的疾病描写始终不止于身体的疾病本身,而是从身体指向精神,从个人指向民族。 　　列宁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至今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纵观古今,一拨又一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情愫,他们责无旁贷地赋予自己“医生”的神圣职责,斗志激昂地运用手中的笔向置身于其中的时代、民族、社会的顽疾发起艰苦卓绝的进攻,力图通过自己的醒世恒言、警世名言唤醒国民麻木沉睡的灵魂,使社会逐渐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甚至有着诗意般的和谐的新世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源头的古代神话中那些与波林匹斯诸神的享乐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先民慎重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的情怀,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像一道闪电照亮了后世文人在艰难的国运中英勇无畏的斗争道路,面对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黑暗现实,杜甫激愤地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呐喊,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热切呼唤洋溢着一代诗人振兴祖国的雄伟抱负,追溯往昔,可以这样说,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悲天悯人的情愫已经深深地镌刻在古代文人的心灵深处。而当我们翻阅中国现代文学史,当小说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文学的大雅之堂的时候,鲁迅所描绘的人物画廊中的“狂人”、“吕韦甫”、“魏连殳”、“涓生和子君’都是愚昧的社会环境中最先的觉醒者。郭沫若热情奔放的诗歌《女神》,那种破坏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时代大气磅礴的气势,巴金的名作《家》里面的觉慧,都是作家们对时代、社会、人生深入的剖析的结晶。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它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丁玲的创作。丁玲赋予《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弃文从医”的道路,这是意味深长的。陆萍“弃文从医”的背后并非有什么崇高的信仰作为基础,相反,她只是“依照她父亲的理想”走进产科大学,而又因为不能违抗党的命令而被迫到医院做“产婆”,这尴尬无奈的背景使这位热爱文学的青年失去了选择的自主性,但是自身浓厚的文学气质还是促使了她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