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特色论.doc

新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特色论【摘 要】在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来源及其发展上,无论是“舶来说”、“本土化”,还是“中国化”,都是把西方民族学作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和立足点,难免会陷入一种以经典诠释现实、以今套古、以外导内的研究困境。坚持中国民族理论的“中国特色论”,就在于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解读和研究出发,以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史来作为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主干思想,中学为主西学为用,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民族理论;中国特色 【作 者】黄仲盈 ,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D633;C9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XX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解读和研究出发,实事求是,将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史作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理论出发点,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发展道路 一、几种学术观点的解读 “欧美中心论”的思想是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相生相伴的。这里有两个概念必须要阐释清楚,一个是“中心论”,这就涉及到“欧美中心论”的另一个对立面,即“中华世界秩序论”(为了便于比较,亦或称为“中国中心论”),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必然要求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像一个家庭的伦理关系:中国像一个母亲,而周围的国家就像儿女一样,表现出绝对的尊重和服从。①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原则集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权威性和不容侵犯性,反映到学术上也是如此。“中华世界秩序论”的这种封闭性和伦理性导致了在文化的交流上,同样表现出一种“君臣”的关系,只能以“我”的正统观去阐释“彼”的文化形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和文化只能是旁流,既不影响也不能融入“我”的文化主流中,体现出的是主体文化的强势性和沟通的不自觉性。而两种“中心论”的分界线就是以下所要谈到的另一个概念:“对外开放”。严格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对外开放,但是,这是一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基础上的“勉为其难”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这是在西方外来文化作为一种强势力量的前提下,封建统治者被迫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既无力维持我国封建社会一切保持原样,但也不是要改变封建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具有的特点就是“彼”的强制性和“我”的抵制性,体现了内外交流和沟通的不顺畅,譬如洋务派官僚进行的“洋务运动”;另一方面是在面临帝国主义文化强势的压力下,封建统治阶层一些官员和社会有识之士所寻求的一种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自主的突破,要求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进行改良,以适应西方强势势力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譬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各种主张和措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使得我国在对一些文化现象的阐释上,更多地烙印上了西方文化的痕迹。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力量,我国在对外文化的交流上由主动变为了被动,而西方文化的强劲不仅在很大的程度上映射出了我国封建文化体制的保守性、软弱性和腐朽性,而且也给当时的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只有不断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才能为处在困境中挣扎的中国文化发展寻找到新的出路。这种思想表现在如何对待我国的文化现象上,就容易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阐释,以西方的观点和标准来衡量我国现存的文化体系,从而也导致了我国在一些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上出现了纷争 综合以上阐释,回归到民族学的理论上,“舶来说”、“本土化”、“中国化”等一系列的学术观点就衍生于我国的学术由“中国中心论”到“欧美中心论”的演变过程中。鸦片战争击碎的不仅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上朝天国”的美梦,同时也将国人的思维由“天下主义”转向了面向全世界“自我”与“他者”的思辨中。由于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专制与禁锢以及清王朝的腐败与懦弱,底蕴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时代气息,主张“自由”、“民主”的西方文化体系相比,在当时的许多专家学者看来,已然显得有些陈旧与落后。在梁启超等人提倡“少年中国”的思想号召下,在文化上要求突破“死板的模型”,进行“自由的创造”,②就成为了当时学人以学术救国,以思想塑民的主要思维转向。在目睹了封建文化专制的千疮百孔之后,选择随着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一拥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作为启民救国的举措也成了当时一些仁人志士铁肩担道义的首选之举,这样,在民族学学科理论上,各种“说”和“化”的观点与主张也因而兴盛起来。 相对于在很大程度上全盘照搬的“舶来说”而言,“化”的含义更多的是专注于“自由的创造”,所以“中国化”、“本土化”的观点和主张更加受专家学者的青睐和推崇。“中国化”一词的出现,应该追溯到XX年代我国近代科学的西学东渐运动中,在当时,就是要将“西洋的科学变为中国的科学”。对此,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