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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衰退须依赖新兴经济体走出衰退须依赖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投资热带来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过去10年全球经济的快速扩张，一些工业化国家能否避免通缩和萧条，将取决于能否保持这个增长势头。尽管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危机，但仍面临的一个巨大风险是，如果信贷危机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就有可能进入类似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经历的通货紧缩。在这样的背景下，标准的货币政策对于发达国家很可能不会产生效果。各国采取的各种财政刺激计划，原则上都是摆脱衰退的必要措施，但一些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有限。因此可以说，发达国家要走出衰退必须依赖新兴经济体，它们可以通过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拉动需求来间接地走出萧条。（据林毅夫 文） 在反周期中 也同样要关注结构调整 过去中国的长期高储蓄、低消费、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以及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既牺牲了中国的长期利益，也牺牲了眼前利益。因此，可以借美国金融危机之机进行结构调整，在反周期中尽快扶持国内消费市场。（据夏斌 文） 通过“人民民主国家”走向“新型社会民主”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走向社会政治意味着通过“人民民主国家”走向“新型社会民主”，即新型的人民政治，其总的路径是“人民的新型关系在内涵上有了扩大，人民概念从阶级的含义向社会阶层方面转化。人民民主政治关系的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国家本质的社会化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成为国家走向社会化最好的政治形式；逐步完善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体制，是实现走向社会政治的途径。” 因此，中国的人民民主的发展，必然会通过政党民主和政权民主走向社会民主。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可以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分化过程中看到。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国社会民主的被重视和逐渐成长进程中看到。而且，还可以从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在中国的逐渐成长进程中看到。（据刘俊祥 文） “消费也是生产”观念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树立“消费也是生产”的科学观念，其核心或本质就是要以人为本。因为，“消费也是生产”这一科学观念最基本的内涵，就是消费过程即人生产自己的过程。以人的消费为目的和动力的生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投资，即以生产为目的和动力的生产、投资。树立“消费也是生产”的基本要求是以民生为目的和动力进行投资，发展生产。树立“消费也是生产”的科学观念，其重要特点是能够以人为本，协调消费资料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使发展的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有机统一起来，又好又快地发展。（据李君如 文） 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减税 在政府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中，哪一个应排第一位?我认为是减税。高昂成本的下降是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的最重要因素，而减税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措施，其他措施都不如减税效果明显。（据厉以宁 文） “行政―法治―民主”的顺序对中国来说更现实 行政问题之后就是法治问题。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法治体系法律机构，它是立法机构，权威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个时候搞民主选举，选举出来的权力，看起来是民主的，但是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世界上这样的先例太多了。所以法治很重要。以人大为中心的法治结构完善起来以后，民主政治的到来才可能更有序、更稳定。“行政―法治―民主”的顺序对中国来说更现实。（据杨光斌 文） 中国还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对经济增长做出额外的贡献 但是，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并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也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据蔡 文） 中国改革和崛起的实质是文明转型 中国崛起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崛起并能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要落实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上。其本质应该是文明的进步。因此，信仰与文明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也将成为转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据赵晓 文） 经济持续增长的 新动力在政府手里 中国必须能够找到一种引致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这种动力其实就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能够适当的释放权力，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顺利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中国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消费冲动将会迸发出来。由此带来的GDP乘数效应将远超目前的投资乘数效应。（据章玉贵 文） 新官念 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