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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安全离不开公众参和在新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中，应该规定公众参与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基本权利和参与决策的方式公众参与的缺位 我和我的同事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如何在新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中，建立公众参与的机制 目前，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的决定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专家决策，即主要通过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来进行讨论和投票。不过，这个委员会中所有的成员来自一些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有不少从事转基因生物研究的权威人士，尚无来自民间社会团体或消费者的代表 此外，媒体和公众很难从官方渠道获得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媒体的消息主要来自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官方，也有可能因此出现偏差 之所以出现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中，公众参与缺位的局面，源头可追溯到XX年国务院发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在这部条例中，没有涉及公众参与的条款。而农业部随后颁布的三个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进口和标识的配套管理办法中，也没有涉及公众参与的问题。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这样安排 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中，或许有人认为公众对此问题不太感兴趣；有人认为这类问题太复杂、专业性太强，公众参与的能力不够；还有人认为，由于公众参与能力不够，公众的意见可能引导不实际的、混乱的决策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问题与公众关系密切，公众当然有权积极参与其管理过程。互联网上热烈的程度，也足以说明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话题很感兴趣。 此外，公众中包括各类专家，许多人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比较关注，并且有研究，他们的参与不能忽略 通过公众参与机制，可以提高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及其安全性的认识，促进转基因生物管理者与公众的信息交流，这反而有利于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在公众参与中及早发现问题，还可以避免在决策作出之后出现问题，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实际上，公众参与制度也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中，要求各个缔约国必须达成的一个最低标准。中国自然不应是例外 因此，我们建议，在新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中，应该规定公众参与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基本权利和参与决策的方式 首先，公众应该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及诉诸法律的权利 知情权是公众对周围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商业化种植，以及所消费的转基因产品真实状况的知情。通俗地说，公众有权知道自己吃什么，有权选择自己消费的食品 保证公众知情权主要是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主管部门应该切实采取措施，保证公众能够获取相关资料和信息。例如，将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申请的资料在网上适当公开，并将行政主管部门的决定公布于众，必要时需征询公众意见 参与权是指公众参与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商业化生产、市场销售等各阶段的评价和决策过程。实际上，公众作为转基因产品的消费方，其接受态度也可以为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和商业化生产提供方向 在新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中还要确立和完善公众的立法参与权，并且防止听取意见时“走过场” 公众权益受到侵害后，也应该有能力诉诸法律。例如，如果法律规定公众可以获取有关转基因生物的信息，但公众实际上又不能得到这些信息，则可以诉诸法律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消费者态度的背后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师生XX年曾经针对辽宁鞍山市、鞍山岫岩县、云南楚雄市、楚雄大姚县这四个中小城市消费者进行转基因食品的调查。结果显示，非常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仅占约2％，75％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了解甚少 中国从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等国进口的大豆，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中国市场上也充斥着由转基因大豆制成的色拉油，几乎每位中国消费者都无法避免。上述调查发现，鞍山市的消费者中有近七成知道自己食用了转基因产品，而其余三个城市的消费者只有约三分之一知道自己食用了转基因产品 调查还表明，在传统食品和转基因食品同等价格出售时，只有少数消费者愿意选择转基因食品。当转基因食品相对于非转基因食品有显而易见的价格优势时，中小城市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大幅度增加 总的说来，很多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及产品不信任，甚至有恐惧感，另有一些公众对转基因生物根本没有安全意识。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公众缺乏生物技术的基本知识，对转基因生物的本质不了解。无论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小城市，都存在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偏低的问题 公众本来对转基因生物就不够了解，政府又不怎么宣传，搞得很神秘。我认为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大家说明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参与者包括农业、环保、卫生、检验检疫等部门。但在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上，目前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