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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史话(五)与日勾结，阎锡山密谋妥协 陈述利害，王世英紧急晤阎 抗战之初，日军的凌厉攻势使阎锡山大为震惊。为了保全山西，他急忙要求八路军尽早尽快进入山西，协助他进行不出晋境的抗战。在这一阶段，阎锡山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合作是积极的，取得很多战果。但是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开始变脸。为了“存在”，他设法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出于进一步侵华的需要，也在寻找机会对阎锡山实施诱降活动。于是，双方怀着不同的目的开始接触，勾结最紧密的是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和1942年。针对阎锡山的妥协活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展开了积极的大量的维护山西团结抗战局面的工作 事实上，早在1940年春，日阎就开始了试探性的接触。首先是日军派汉奸白太冲偕日军特务小林高安到孝义兑九峪与驻隰县大麦郊的阎军警卫军长傅存怀就“现地妥协，共同防共”的问题进行商谈。日军取得满意的结果，增加了对阎诱降的信心 接着，太原宪兵特务头子大矢亲自秘密前往吉县与阎锡山会面，商谈“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的问题。阎锡山也以极为秘密的方式接待了大矢。为表达合作诚意，阎锡山还令其族孙阎立仁将两名日军战俘秘密护送太原，并派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大矢到太原继续联络 这年7月，阎锡山又令王靖国派其副官和二战区长官部参议张仲孚，一同前往太原参与和日军方面的谈判。日军兵务局长田中隆吉也抵达太原，授意日军“只要阎锡山肯投降，要什么就答应什么，暂时不必斤斤计较条件”。双方都以急切的心情开始了进一步的接触 根据太原谈判的进展，11月，阎锡山派骑一军军长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南山秀吉和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梁上椿等谈判。赵承绶深知这一使命不是光明差事，万一撞上老百姓的目光，汉奸的帽子就会立刻扣在头上。为避人耳目，赵承绶在进村前先窜进一片高粱地中换掉军装，鬼鬼祟祟地走小路进了村。赵承绶与南山秀吉见面后，陈述了阎锡山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并提出要日方先给阎方装备30个团，兵员、武装、弹药、服装、粮饷均由日方提供。由于日方是想借此次会见进一步掌握阎的真实意图，故只口头约定以后再派人联络，只要阎锡山真诚合作，一切都好办 1941年3月，阎锡山再次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中佐宫内密谋会谈。行前，阎对赵承绶讲：孝义“一县可抵晋西四五个县”，“如果对方把孝义县让给咱，咱就可以解决部分粮食问题。”赵承绶再次潜入白壁关，与日方达成口头协议：“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离军公路以北由日军“防御进剿”，以南由阎军负责进剿，必要时双方实施会剿。为尽快促使阎锡山投降，日军同意让出孝义县。这样，阎军骑一军军部、骑二师师部于6月便进驻了孝义。也就在这时，德国入侵苏联并占领大片领土。日本也蠢蠢欲动，准备夺取太平洋地区。阎锡山被这种暂时现象所迷惑，对抗战前途充满动摇与怀疑，便加紧了与日军的勾结步伐 阎锡山既要走对日妥协的路，又怕在国人面前落个千夫所指的下场，所以他制造了一个“存在就是真理”的“理论”来欺骗人民。他说：“我们主张的是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因此说我们的存在就是真理。”他为使自己制造的“真理”毋容置疑，还把列宁搬了出来，说“存在就是真理”这句话，是列宁在苏联革命时与德国签订和约时讲的。还进一步推而广之提出“需要就是合法”。他说：“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 阎锡山为了他的存在，挖空心思制造了“理论”依据，但要实行起来还是觉得不踏实。几天来，在克难坡的窑洞内，他围着会议桌不知转了多少圈，越转心里越烦，最后决心铤而走险。8月12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到汾阳与日方代表田边盛武签订《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其主要条款有三个方面：一是日军集中于军事上必要之地区，晋军担任省内各地之治安；日军给晋军补充武器、弹药、粮食、服装等。二是日阎合作联络反共将领肃清山西及华北“共产军”，日军协助阎锡山扩军50万，武器由伪南京政府供给，并支付每月军费1XX年，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在一次报告中，详细地汇报了阎锡山在7月8日高干会议上讨论时事问题时的讲话内容――阎对他的高干们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存在为目的，只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说的真是再明白不过了。“在所不惜”仅仅四个字，但其危险性与危害性是不可估量的，必须加以揭露与制止。11月30日，王世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约见阎锡山，向其陈述利害 这天，王世英早早起床，匆匆吃了早饭，由住地小圪村步行20多里山路来到克难坡。阎锡山走出窑洞来迎接王世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口里不住地说：“王主任一路辛苦，一路辛苦。”王世英回敬道：“阎长官日夜操劳，还是阎长官辛苦。”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