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何以成为正反两个典型.doc

禹作敏何以成为正反两个典型1993年8月，天津市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在接受了对他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判决之后，发出了半是对司法人员半是对自己的感叹：“又成一个典型了！”这是说他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曾经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带领长期贫困的大邱庄农民脱贫致富，成为“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而现在，又成了被判处XX年有期徒刑的重罪犯。 大邱庄发展变化最重要的一条是有 “禹作敏这么一个人” 给大邱庄和禹作敏头上戴“中国第一村”、“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等光环，都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曾亲眼目睹过。1985年春，我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借在天津开会之机慕名到大邱庄参观了一天，就大邱庄改革发展的情况同禹作敏作了深入交谈，而且谈得很投机。我仍以记者的作风，“打破砂锅问到底”，毫无顾忌地提了很多问题，而禹作敏未拿一片纸、未询问一个人，直率而不无激动地一一讲述。已谈两个多小时了，有人告诉他中央一位副部长来参观，他请另一位村领导去接待，继续与我谈，接着一起吃午饭 禹作敏长我十多岁，午饭后我劝他回去休息后，自己就满村子转。转到印刷厂，厂房很大，工人很多，由于他们印得快、差错少，华北、东北等地的很多活到这里印。我分别与拣字、装订的两位小姑娘交谈了几句，她们都不是本村人，干活儿很利索。厂里实行计件工资，我估算了一下，一个月最多可拿到400来元，在当时是高工资，所以在交谈过程中，她俩几乎没有顾上看我一眼。我又转到轧钢厂，厂长姓刘，按他们的分配办法，他的年收入三万多元，人们因此叫他“刘三万”。我在村里碰到一个30多岁的人，他曾经人介绍在内蒙古包头钢铁厂工作过十几年。本村发展起来了，禹作敏叫他回来，他就辞掉了“铁饭碗”，现在是村中层干部。听说我是内蒙古来的，他就主动过来陪我转了两户人家，介绍了不少情况。我得知禹作敏在几年里为全村XX年的“功劳”？“苦劳”？“疲劳”？……有时想得彻夜不眠。就在根据上级要求，安排他在群众大会上“讲清楚”时，他脱口讲出大意如下的一段话：我当大队支书这些年的错误，就一条：没能让大伙儿富起来。我就不检讨了，只请求再给我三五年时间，如果咱们大邱庄的面貌还改变不了，我更没必要检讨了，马上下台。大邱庄的农民被他的“真言”感动了。禹作敏又甩开膀子大干了。据报道，1990年大邱庄上交国家税金和全村人均收入分别为1993万元和21800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210倍和270倍 禹作敏的悲剧是“没有人管他” 如果说禹作敏出了党政纪范围的任何问题，我都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我从和他交谈后就一直存在这个担心。我对大邱庄奇迹般发展变化的另两点看法，就是那段时间“没有人管他”、周围没有“竞争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禹作敏认准了为群众谋利益这一条，劲头十足。他所干的事别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办得差不多了。大邱庄办企业是和土地“大包干”同时进行的。那时，对社队企业没有多少明确规定。如办轧钢厂，当时的钢材很紧缺，完全是计划管理，没有社队企业这一说。他就派出60来人到全国采购。记得当时每吨钢材是800多元，而他实行的是买回一吨给1XX年全公社22个大队工农业总产值2亿多点，而大邱庄就超过6000万；“气”也比较粗了，只讲想干事，想干大事，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却几乎没有提及。特别是在我离开前，他讲到对县里有关部门在进口设备、使用外汇等方面的审批办法和作风不满，对有的地方领导干部更表现出了不屑一顾的情绪。我当时认为他的很多意见是对的，但在那时，党政部门的管理制度、工作人员的作风也是客观存在，担心他处理不好会栽跟头 我1990年底调广电部工作后就想再去大邱庄看看，想再与禹作敏交谈交谈。我在1991年从电视里看到禹作敏接受采访，他在讲到领导干部配国产汽车时，说了大意如下的话：我就是个农民，没有级别待遇，我就不管这规定那规定，就坐奔驰，我们自己挣钱买的，怎么了？我马上就同几年来听到对他的一些反映联系了起来：如此不得体的话竟然说得如此“理直气壮”，恐怕“快了”？！1992年底我正在桂林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又从电视里看到禹作敏对中央关于控制基本建设政策发表看法，大意是他那里不仅不需要控制，还应大上。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情绪已近乎“目无一切了”。我有些焦急，很想快去看看，可不久就得知“大邱庄出事了”、“禹作敏犯事了” 禹作敏成正反两个典型令人深思 得知禹作敏被判处XX年有期徒刑后，我首先的反应是震惊：这两个“典型”的反差太大了，而且他犯的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都是重罪，特别是居然有了自己的“武装”，这对发生在一个行政村的案件，确实是个“典型” 对此，我一方面认为禹作敏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我在很多场合说过：在法律面前只认证据，其他的任何理由都没用，我还举刘青山、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