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体制缺陷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诱发机制.doc

WTO体制缺陷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诱发机制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贸易摩擦的发生。既有结构因素，也有技术因素，更主要的是制度方面的原因。毫无疑问。WTO体制的建立旨在使各成员国在国际贸易中求得共赢。然而在现实运行中，由于它在制度供给、收益分配等原则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在管辖范围、职责与功能方面存在无限外延的困惑，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上缺乏公平与透明度等问题，致使大家所期盼的共赢并没有实现，相反，国际贸易摩擦却频频发生。 一、WTO框架下收益的非对称性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相对利益，其主导国际事务的重心逐渐由权力导向转向规则导向，在实践中重视利用国际制度来攫取利益，WTO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因此，在WTO制度框架下，利益分配是不对等的。我们通过一个两单位谈判博弈模型(周骏字，2005)来加以分析。假设WTO内所有成员方可大致抽象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类，用以下矩阵表示在贸易谈判中的利益分配： P+Q为贸易利益总量；P>Q>0；M>0，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提出有利于自己方的甲方案和乙方案。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A策略：坚持乙方案，拒绝甲方案；B策略：放弃乙方案。接受甲方案。发达国家可以选择C策略：坚持甲方案，拒绝乙方案：D策略：放弃甲方案，接受乙方案。若发达国家坚持甲方案，发展中国家放弃乙方案，则谈判结果为通过甲方案。利益分配(Q，P)有利于发达国家；若发达国家放弃甲方案。发展中国家坚持乙方案，则谈判结果为通过乙方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因此，从总体上看，在WTO谈判产生的利益分配中，发达国家会获得绝大部分。如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中，由于服务业是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服务部门尚处于十分薄弱的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可以凭借其高度发达的服务业在世界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丰厚利润。因此，双方在局部利益上发生强烈碰撞自然在所难免，服务贸易领域摩擦的纠纷成为各国经济摩擦的一个新的主战场也不足为奇。 二、GATT/WTO中反倾销规则的不完善性为贸易摩擦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倾销措施的使用仅限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次数很少。但到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也成了反倾销的积极使用者，进一步推动以反倾销为主引起的贸易摩擦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反倾销成为当前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原因是由反倾销规则的不完善性决定的。 (一)反倾销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性 反倾销调查的申请虽然是由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者向本国主管当局提出的，但在具体操作中，申请一经提出并获得批准，反倾销主管当局就立即取得了裁决者的地位，从而诉讼也就转化成了进口方政府针对出口企业的行为。同类产品范围的界定、调查抽样方法的选取、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调整与比较、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被确定为非市场经济时替代国的选取、诉讼期限的延长与否等等，几乎全部的由进口国主管当局自行决定，而出口企业所在国的政府只能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或在对判决不满时提出争端解决要求。可见，反倾销诉讼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不公平较量。 (二)现行国际反倾销法律制度设计弹性过大，导致操作的主观性过强 法律规范应在合理的基础上尽可能增加可操作性。但反倾销法律制度在具体内容上的不确定性让执法者拥有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第一，在倾销认定中过强的主观性。反倾销法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或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分析数据，进口国调查当局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裁量，选取自己需要的时间段和交易的数据。这样一来，被申诉方很难预料自己的产品是否会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影响。 第二，在价格计算方面过强的主观性。对正常价格，《反倾销协定》把《反倾销条款》规定的三种可以采用的价格，即出，口国市场销售价、销向第三国的最高可比价格和出口国成本加利润价格的计算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进口国主管当局调查中的任意性。但《反倾销协定》规定，在采用原产地国成本价时，如果按照实际数额的计算方法有困难，可以采用任何其他合理的方法。那么，这“其他合理”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所谓“合理”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样的规定给各国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 第三，在损害确定中过强的主观性。《反倾销协定》对损害的确定作了比较合理的规定。但同时，《反倾销协定》又对损害列举了相当宽的事项：销售、利润、产量、市场份额、生产率、投资回报、设备能力利用的实际或潜在的下降；影响国内价格的各种因素；倾销幅度的大小：对现金流量、库存、就业、工资、增长率、筹措资金或者投资能力的实际或潜在的负面作用，都可列为损害的因素。而营销《反倾销协定》竟称这仍然没有穷尽，也就是说，各国可以自行对损害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