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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意见： 建议在最后一段增加就目前现状，提出作者推测两者之间可能机制和研究方向。建议修改后发表。如可以，请引用《上海医学》杂志文献1篇，如没有合适的文献，就算了。 回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我们已经在最后一段添加了相关内容；文中已经添加引用《上海医学》的杂志文献1篇。再次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腹型肥胖与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关系的研究进展 沈赟 包玉倩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也日趋上升，其中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血管疾病的首要原因，脂代谢异常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四十多年前，仅认识到总胆固醇是动脉斑块形成的主要原因。近二十年，随着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发现胆固醇中并不是所有成分都会致斑块形成，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能对动脉造成损害，引起斑块形成；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则具有抗动脉硬化及预防冠脉疾病的作用，于是就有了“好胆固醇”及“坏胆固醇”之分[2]。因此，对LDL-c的关注度也在逐年升高。在2001年，国际胆固醇教育计划（NCEP）就制定了相关的指南，明确LDL-c作为降脂治疗的第一目标。基于越来越多的循证医学证据，NCEP将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它作为评价调脂疗效的第二目标[3]，因为non-HDL-c确实是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之一。此外，肥胖作为众所周知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在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体脂分布异常即腹型肥胖（中心性肥胖）在各种代谢性疾病的原因中首当其冲[4]。 既然non-HDL-c和腹型肥胖都是冠脉疾病的危险因素，那他们之间是否也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作如下综述。 1 概述 腹型肥胖是一系列心血管疾病及代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近年来各类国际专业学术组织如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欧洲糖尿病协会（EASD）、美国糖尿病协会（ADA）等基于现有的资料相继提出了种族特异性的诊断腹型肥胖的腰围切点[5]。但腰围仅仅是一种简易体脂参数，不能精确的反映腹部皮下和腹腔内脂 基金项目：作者单位：200233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 上海市糖尿病临床医学中心 上海市糖尿病重点实验室通信作者：，Email：@163.com 肪的含量，故IDF推荐可采用核磁共振（MRI）或者计算机断层扫描（CT）等技术来定量腹部脂肪含量，包括腹内脂肪面积（VFA）和腹部皮下脂肪面积（SFA），此法也被称为诊断腹型肥胖的“铂金”标准[6]。 Non-HDL-c指的是总胆固醇除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后所有成分的总称，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中间密度脂蛋白胆固醇（IDL-c）、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VLDL-c）及脂蛋白a（Lp(a)），其中也囊括了组成这些脂蛋白胆固醇的载脂蛋白如ApoB100、ApoB48等[7]。以上这些脂蛋白胆固醇，均有研究报道其与动脉粥样硬化有直接关系[8]。 2 VFA与non-HDL-c的关系 LDL-c是一种密度较低（1.019～1.063 g/cm3含25%蛋白质与49%胆固醇及胆固醇酯。颗粒直径为1825 nm，分子量3×106，电泳时其区带与β球蛋白共迁移在血浆中起转运内源性胆固醇及胆固醇酯的作用。emerath [9]等采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测量腹内脂肪面积，分析了713名非拉丁裔健康白人的VFA与血清LDL-c水平，发现调整年龄、性别等干扰因素后，腹内脂肪的较多的个体血清LDL-c浓度也较高。认为腹部脂肪的大量堆积，可能使脂肪组织更易于向肝脏浸润，从而刺激肝脏大量合成LDL-c来清除这些脂肪。 然而，Hoenig等[10]通过对43名有明确心、脑血管疾病史（包括冠心病、缺血性卒中等）的肥胖患者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同样也是运用核磁共振法来定量测定患者腹内脂肪面积，同时测定胆固醇家族的血清含量。通过统计软件的处理，见到VFA与LDL-c呈显著负相关，若以简单的公式计算，non-HDL-c的含量等于总胆固醇的浓度减去HDL-c的浓度，VFA与non-HDL-c含量并没有显著相关性。由此认为在这些有明确心血管疾病史的肥胖人群中，大量的腹部脂肪含量，稀释了LDL-c的浓度，对其作为评价相应疗效是否达标有直接影响，故建议使用non-HDL-c来评估调脂治疗效果。国内也有类似关于VFA与LDL-c之间关系的临床研究，在一项二甲双胍干预新诊断2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中发现，二甲双胍治疗后的VFA较治疗前有显著的降低，LDL-c虽有所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11]。 血浆脂蛋白中的蛋白质部分称为载脂蛋白，其基本功能是运载脂类物质及稳定脂蛋白的结构，根据作用不同可分为A、B、C、D、E五大类。ApoA是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