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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失衡中宏观调控经济平稳运行中的结构失衡正在加深 国家统计局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GDP增长速度在宏观调控政策频繁出台的情况下出乎市场预期地达到了11.3%，整个上半年的GDP增速达到10.9%，与去年同期相比加快了0.9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3%，比去年同期加快了4.2个百分点。面对这样一组宏观经济增长的指标数据，各界人士再次表达了对宏观经济过热的担忧与质疑。但令人欣慰的是，当前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明显的通胀和遭受“瓶颈”约束。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看，4月、5月、6月同比增长分别是1.2%、1.4%、1.5%，基本上在居民可承受的3%以内；而且，也没有出现2004年那样的“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供给“瓶颈”约束。例如，2004年4月发电量和货运量增长率分别达到16.2%和16.3%，全国仍然出现19个省市的大范围拉闸限电。今年1～4月份，全国虽然还有8个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拉闸限电现象，但比去年同期的26个相比却是大幅度减少，拉闸限电次数也只有去年同期的2.3%。因此，10.9%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高了一些，但是通货膨胀率在3%以内，宏观经济的总量运行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将继续得以维持。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看到，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平稳局面是在宏观调控政策持续不断出台与实施的情况下取得的。当前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在于结构失衡，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内部平衡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加快4.2个百分点。数据表明，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GDP增速高了近20个百分点，并且上半年的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高达46.33%。从国际上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20世纪50～60年代期间，投资率也只不过从1952年的21.3%逐步提高到1969年的35.6％；台湾和韩国在经济高增长时期的投资率都没有突破40%。国际经验表明，中国长期超过45%以上的投资率显然是过高了，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 经济结构中的外部失衡加剧。目前，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过高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尤为突出的是导致了中国经济严重的外部不均衡。在国内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明显提升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导致的产能过剩在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由国外需求所吸纳，从而导致净出口不断创新高，并进一步导致了国内的“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反过来又助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以及我国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从而使得今天的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投资大、货币多、国际收支不平衡”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因此，当前经济运行的外部失衡以及“流动性”泛滥等结构失衡的根子是在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高，使得中国经济未来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在现有世界经济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和“流动性”泛滥局面进一步维持或加剧；二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高投资率形成的产能释放将转向国内，在消费需求没有更大起色时中国经济将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三是如果目前中东局势恶化，全球石油价格上涨时，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局面。 紧缩货币政策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过快 面对投资增速过快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经济外部失衡，央行今年上半年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向采取了包括“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在内的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从资金的供给方向看，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央票”发行的力度以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回收过多的流动性，控制市场的货币供应。从资金的需求方向看主要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抑制货币需求。 尽管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但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高位增长，可能的因素有： 多重货币政策目标，容易顾此失彼。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终极目标实际上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就业、通货膨胀和汇率。货币政策终极目标过多，容易导致目标间的相互冲突。例如，抑制投资过热和维持汇率稳定这两个终极目标要求央行执行方向相反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决断的非果断性。 货币政策难以同时兼顾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是总量调节工具，结构性调整一般由财政政策完成。目前的货币政策既要总量调控，又希望在结构调整上有所作为，从而导致货币政策“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比如说，货币政策实施时要考虑到“银行的盈利性”、“企业的经营成本”甚至各个行业的影响程度以及各行业的就业等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决断中的犹豫不决。 投资成本过低。企业投资一般基于投资的边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