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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监管经济效应分析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得与失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迅速扩大，受其波及的国际银行业损失惨重，银行普遍开始重视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与管理。1988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正是国际银行监管应对信用风险的标志性文件。巴塞尔协议的核心目的是在国际银行界建立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该协议要求：1992年底前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银行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维持在8%以上（其中核心资本不低于4%）。 巴塞尔协议的确为保证跨国银行的偿债能力提供了衡量标准，但其出台也有通过减少国际间资本数量规定差异消除银行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因此，作为一项定量标准，资本充足率要求制定伊始并未得到各国的一致认同，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亦是如此。美国外交评议会研究主任埃萨的强烈反对，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后来在与许多国家的银行监管部门进行关于国际清算银行一些具体规则的交涉中，美国实际做出了让步。例如，日本大藏省要求美国考虑日本股市大涨导致日本银行的账外收益非常高的因素，同意将银行账外资产的45%作为自有资本计算。在得到美国的认可后，日本方采纳协议。 在多重背景下制定的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作为一项容易被监测和控制的核心指标，得到了充分强调。但这也留下一个矛盾：资本金约束强制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保持占风险资产一定比例的资本作为风险缓冲，然而对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银行业，这一约束也构成了银行的机会成本。尤其是对于持有“大而不宜倒”心理的大型银行来说，政府对其提供的隐性担保令过分谨慎经营反而变为浪费。而对规模较小的银行来说，资本充足率规定则更加重了其经营压力。为了在国际银行竞争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可能不惜通过近视手段提高账面资本充足率，却种下长期风险的隐患。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影响可通过银行的财务数据，如盈利指标和经营稳健性指标直接体现出来，也可由银行资产结构的调整、投资方向的变化等行为间接反映。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贷款扩张行为的约束会影响经济总量，因而它也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我们不仅应看到它对个体银行资产风险程度的监督作用，也有必要分析其对货币信用、金融政策乃至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 从银行视角看资本充足率要求 作者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在资本充足率与银行财务表现的关系方面，平均而言，银行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资产收益率会提升0.03%。由于银行通常资产规模庞大，因此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正面影响还是相当值得重视的。资本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债权人对银行的风险预期，从而使银行不必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由于转轨前国有银行体系内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资产结构缺乏弹性，提高资本充足率可能反而会降低其盈利能力。 在资本充足率规定对银行资产安全性的影响方面，平均而言，银行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不良资产比率会降低0.35%。因为不良资产比率越高，意味着银行资产的风险越大，这将增大资本充足率中高风险权数的部分，从而降低资本充足率。但在《巴塞尔协议》公布以前，由于没有对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实际上可以通过账务处理增加银行账面资本金，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全面地考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而不是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只有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区分不同风险的资产，资本充足率指标才能起到风险预警的作用。 从宏观视角看资本充足率监管 保持适当的资本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基础。由于银行经2007.6 CORPORATE FINANCE 新理财营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存款人和其他银行债权人很难得知反映银行经营的确切财务信息。所以，充足的资本作为可观察的财务指标，一方面，确实提供了吸收损失的缓冲垫；另一方面，显示了银行对经营风险的承担，有利于减少银行的机会主义动机与行为，因而可提供银行债权人对银行持续健康经营的正面预期。反之，则导致对银行支付清偿能力的置疑，可能引发银行挤兑，而挤兑恶化了银行持有的储备状况，进一步加强了存款人和银行债权人的置疑。这一“循环加强逻辑”过程在严重情况下将引发银行倒闭，并通过信用链条和羊群效应产生传染，形成大面积的银行危机。银行危机一旦形成，大量流失的存款首先会通过乘数效应产生紧缩通货的效果，导致利率上升、信用链条断裂，直接影响资源配置。银行危机也会对资产市场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发生挤兑时，银行为了恢复流动性水平会立即设法将资产变现。但是，大量资产同时涌入资产市场就会迫使资产价格下降。与此同时，由于资产价格的暴跌，银行危机还会波及其他市场，造成巨额损失，将交易者逐出市场，最终导致更大范围的支付危机。也就是说，严重的资本不足情况不仅威胁个体银行的生存，还可能危及整个实体经济，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 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