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变动立法诸理论问题.docVIP

　　物权变动立法诸理论问题|第1 　　在我们所处的现今时代，物权已然由“静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且日趋价值化与流动化，于是财产的流转与利用变得极其频繁和重要，为一国经济发展所依存。故而，在整个物权制度的体系里，物权变动之地位日益凸现。在如此情形下，物权变动理论上的研究也日益紧迫起来，其间的诸多理论问题亟待我们探讨。 　　一、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 　　意思主义确立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其诞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复杂的现实背景，是诸多因素共同滋养的结果。其追求的价值在于个人的尊严与自由，认为人的意思负载着主体的尊严，在物权变动中只有涤除一切繁琐的形式，个人的意思才有广阔的作用空间，人的尊严与自由才能成为可能。根据意思主义法制，物权变动仅以当事人的意思合致为已足，形式的东西实属多余，交付和登记为对抗要件，且采行自愿原则，法律不予强制。意思主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思，从而使其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达，符合革命时代法国的主流思想。意思主义将物权变动从形式的樊笼中解放出来，使物权交易得纯然地依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地发展，是对古代法形式主义的超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可是，意思主义的不足也至为明显。 　　首先，意思主义过分关注主体的自由意思而对交易安全的社会价值重视不足，交易安全的社会价值被掩映在个人价值之下。在意思主义法制下，物权变动由于全然委诸于当事人的意思，便深藏在纯粹的观念里，社会无法认识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的时期和有无，于是交易安全难免有受害之虞。虽然对抗主义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意思主义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的缺陷，但它向人们提供的公示激励未尽充分，在功利主义盛行的现今时代，膨胀的欲望可能使人们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已取得的物权会免于第三人的追夺；同时人们也可能为了图一时的便利（例如节省交易时间和费用）或规避法律（例如避免纳税），不进行公示。故而意思主义法制对主体的自由保护过丰而薄于交易安全的社会价值，这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里弊害无穷。 　　其次，契约当事人之间利益不平衡。按照意思主义原则，在买卖契约中标的物所有权于契约成立时发生移转，故当债的履行期到来时，买受人乃以所有权人的地位行使债法上的权利，实际上，此时买受人行使的乃物上请求权。而出卖人依然立于债权人之地位。故契约的履行与所有权的移转两相分离，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与所有权的移转毫无关系。在这里，出卖人仅能以物的拒绝交付而不能以所有权的移转为同时履行的抗辩。基于同一交易关系，买受人为所有人，享有所有人的法律地位，而出卖人则为债权人，交易双方利益的不平衡，显而易见。 　　再次，在法理上未见圆通。意思主义强调的乃是主体的意思，并以个人的意思作为判断交易公正的标准。故以意思主义法制，权利是否正确只以权利人自己的意思判断，是否公示并不必要，此即主观公正的思想。这种立法思想无法解释物权排他性效力问题，因此也不能建立符合法理的物权变动制度。若物权涉及相对人利益时，权利人个人的意思如何以客观公正的标准认定，以及当事人个人的意思又如何发生物权排他性效果，均是在法律上不可解的难题。意思主义法制下物权变动深藏于交易人的观念里，而未获得一定的物质形式，社会公众难以认识。意思主义深深地认识到由此给社会交易带来的风险，于是才有对抗机制的设置，希冀借对抗利益激励当事人在物权变动完成后做成公示。然而这一制度于法理上的严重不足乃是未正确区分物权与债权，使物权和债权在本质上无法清晰起来。根据不公示即不对抗的法制，完成变动的物权，若不公示，就不能拒绝第三人的介入，从而使物权失去排他性效力。失去排他性效力的物权无法与债权区别开来，因而意思主义法制下对抗机制的采行削弱了物权的对世意义，破坏了物权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 　　最后，意思主义法制为克服在交易安全上的严重不足，安排了公示对抗主义，希冀借对抗利益促使当事人完成公示。其规定，在物权变动中如果不登记，就不能对抗第三人。于是在二重让与的场合，假使两个受让人均不登记，按照日本民法的规定他们之间相互不能对抗，则物权便无确定的归属，倘使以发生的时间先后决定，则又无法达成公示对抗主义法制借对抗利益促成当事人完成公示的立法目标，这是意思主义法制下民法学者永远面临的基本困惑。 　　可见，意思主义、对抗主义不仅在法理上捉襟见肘，在实践上也难实行。 　　而债权形式主义（折衷主义）一方面具有纯粹意思主义的优点，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其不足。首先，它将物权变动规定为债权意思表示的结果，并不要求债权意思表示之外的另一以物权变动为直接目的的意思表示，从而简化了交易。其次，它将物权变动的命运紧系于公示，无公示，即无法完成物权变动，这样观念中的交易就外化为一定的物质形式，社会借此获得了认识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法律关系的手段。尤其公信原则的采行，克服了人类认知能力的不足。公信原则要求人们只需依公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