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历史重任.docVIP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历史重任摘 要：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 关键词： 国家社会化;市民社会；国家管理；社会自治；检察机关 中图分类号：DF83 文献标识码：A 一、国家社会化趋势及其动力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将随着阶级和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1］。 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国家必将统一于市民社会之中。按照初民社会――国家覆盖社会――国家与社会二元并存――社会消融国家的发展逻辑，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国家化”向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即“国家社会化”的转折时期。其基本表现就是社会力量正逐渐脱离国家政治的外壳而相对独立，以此为基础形成社会二级集合体――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在根本上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治空间”，是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可以摆脱血缘或政治纽带而独立存在的一个相对自由的人类活动平台。 “市民社会”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意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2］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用“中间组织” 一词来概括 “市民社会”，指坐落于国家和家庭之间，但是又不依赖于任何一方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同国家明确区分开来，他认为：“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3］ 近20多年来，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主要表现是： （一）政企、政事、政社分开。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中国，实行的是对社会严密控制的集权式管理。国家与社会同质同构、合而为一，国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资源、利益和发展机会，将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裹挟于腋下，决定它们的身份、权利与存废，并以此对社会进行全面而严格的控制，所有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都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成为靠财政吃饭、为政府效力的准政府组织，而在这些单位或组织中的人都成为准公务人员，如商场的售货员等都领取政府薪金。这种状况虽然强化了战时状态的应战合力，但长期的运行却严重扼杀了社会自主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转变职能中逐渐将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从庞大的政府部门逐渐分离出去，给了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自主发展的空间，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当今，工厂、企业、学校、科研机构、报刊杂志社、出版社、医院、银行、电力、水利、煤炭、粮食、石油、石化、铁路、公路、航空、电信、建筑、建材、物资、商贸、商会、学会、协会、律师事务所等等，都脱离公权力的直接控制而走向社会化，并成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国办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民间社团组织广泛建立。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投资兴办的企业、事业单位呈几何倍数增长，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民间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据民政部1996年6月的统计，仅合法登记的全国性社团就有1 800多个，地方性社团近20万个。这些新生的社会主体，极大地扩充了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因为现今世界上，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国办企业、外资企业、民营工商企业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在20余年中的快速增长。国办事业单位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间慈善机构、各种基金会等民办公益事业的兴起，弥补了原有公益服务体系的单一与缺漏。 （三）国家权力向社会让渡。中国市民社会的迅速成长，既需要政府的扶持，也需要国家放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国家机关从认识到权力社会化的必要性时起，就毫不犹豫地将原来集中行使的权力向社会作适度的让予，对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化再分配。显而易见的是，铁路、电力、石油、石化、航空、银行、电信等重要行业，在脱离政府体制之后，都实行了自上而下的行业化管理，其他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也都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对人、财、物、机会、利益等进行自我控制与调节。司法权的社会化也是明显的，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机构的独立运作，仲裁的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