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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探究摘 要： 语篇分析关注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批评性语篇分析弥补了批评语言学的不足，提出语言与社会的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媒介建构的。本文试图从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中介的视角，以Fairclough的语篇三维分析模式和Van Leeuwen的语体分析方法为例，探究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方法，旨在为致力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角度。 关键词： 批评性语篇分析 语言结构 社会结构 中介视角 语言学领域的语篇研究在对具体的语言运用进行语言学分析的同时，将这些语言与社会语境中的权利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联系起来，试图建立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田海龙，2009：52）。批评语言学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运用系统功能语法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由此建立的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直接的、一对一的关系。然而，这种对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认识过于简单，不仅没有注重语篇参与社会变革的研究，而且在对语篇反映社会现实、体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社会作用的研究中，也采取一种机械的文本分析方法。批评性语篇分析认识到这一缺陷，提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通过媒介建构的。对这个中间媒介的研究构成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中心内容，也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田海龙，2006），相应地形成了多种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Fairclough的“语篇实践”方法，Wodak的“语篇历史”方法，Van Dijk的“社会认知”方法，Chilton的“语言认知”方法，等等。本文从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视角，以Fairclough语篇分析的三维模式和Van Leeuwen的语体分析方法为例，对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进行探究。 一、批评性语篇分析对批评语言学的发展 批评语言学最早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Fowler，Kress，Hodge等。他们将语篇分析方法与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中语言功能的社会理论相结合，并且吸收了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作为文本分析的有效工具，其特点是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其理论基础是功能分析，即把语言看作是交际的手段（项蕴华，2004）。批评语言学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社会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是对20世纪西方主流语言学的反叛，它完全打破了以Saussure和Chomsky提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语言研究扩展到语言的社会功能方面，使语言研究由静态走向动态。另一方面对以Labov为代表的早期社会语言学（变异社会语言学）提出批评，认为社会语言学仅表明社会结构对语言运用的影响，而未研究语言运用是如何确认、加强和建构这种社会结构（Fowler Kress，1979）。批评语言学对主流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反叛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对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注重通过文本的语法分析来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试图建立一种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直接关系。在这方面，批评语言学与Halliday（1978）的系统功能语法有着密切联系。Halliday通过语篇的三个纯理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将语言与社会联系起来，试图从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情态系统（modality system）和主位―述位系统（thematic system）等语法―词汇层面上进行分析。 然而，批评语言学对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认识过于简单，对语篇反映社会现实、体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社会作用的研究中，采取一种机械的文本分析方法，文本与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固定的、直接的关系，似乎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文本特征和社会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一对一的简单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一旦建立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一成不变的。这种通过文本的功能语法分析揭示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的方法，忽略了语篇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因而也无法真正认识到语篇与社会的本质关系。 批评性语篇分析认识到批评语言学这一缺陷，提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通过媒介建构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是继批评语言学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于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其标志性著作是Fairclough的Language and Power（1989）和Wodak的Language，Power and Ideology（1989）。它继承了批评语言学（Fowler et al.，1979）的批评内核，从社会科学诸多学者对“话语”的研究中汲取营养，坚持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多种渠道吸收养分来丰富自己的语篇研究，呈现出了“多学科”、”跨学科”和“超学科”的发展特征（田海龙，2006）；另外，批评性语篇分析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性，关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