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以意逆志.docVIP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先秦诸子中的第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以师生和学校的方式组成。不同于后来以师徒和行帮方式组成的墨家，也不同于以自耕农或隐士自居的道家，更不是宗教僧侣团体。孔子是第一个将古代贵族教育带至民间的人，古代贵族的教育内容可以分为修养技艺和文献传承两部分，技艺称为“六艺”，即礼仪、音乐、射箭、御车、书法、数学；文献以《诗》《书》为主。孔子对《诗》《书》和礼、乐都作过整理、修订，据说他晚年又从史官的文献中选择了《春秋》和《周易》加以编纂阐释。后来，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为《易经》写了十多种《传》，都托于孔子的名下，又为《春秋》写了《左氏》《公羊》《?粱》三种传记，还将古代的礼整理为许多礼书，如讲个人修养的《仪礼》、讲国家制度的《周礼》和诠释礼乐制度、礼乐内涵的《礼记》等，构成了汉代《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体系(《乐经》亡失，仅有《乐记》存于《札记》)。 我们可以从《论语》中看到孔子除了谈论《诗》《书》等古代文献之外，他自己恭行礼仪、整理音乐、并且擅长射箭、御车，所以他主张“立志于大道，据守于德行，依凭于仁义，游憩于六艺”。这说明在孔子时代，儒学传承的文化传统尚且包括技艺与文献两部分。可是从《孟子》一书中就看不到孟子娴熟或传授六艺的场景。前面讨论过，孟子更多地将礼解释为道德自律，他也能精确地解释古代的礼制及其中的意义，但他似乎不再教学生演习礼乐，而射、御之技已成了他谈辩时的譬喻。比如他说：“实践仁的人就好像射箭一样，一定要先端正自己的身体再放箭，如果射不中，绝不会抱怨比自己射得好的人，只会反躬自省。”再如他说：“《诗经》里面说驾着马车有节奏地驱驰，车上的射手箭箭射中。御车的人尚且羞于和不守规矩的射手搭当，即使他射得禽兽堆积如山也不去载他。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原则去讨好诸侯，那算什人呢?自己不正直的人从来不?旨让别人正直。”因此，孟子处在一个礼乐彻底崩溃的战国时代，他所传承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文献、传说等更为遥远的精神遗产，而不是器物或技艺，这个传统更为抽象，解释的难度更大，当然，创发新义的空间也越大。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尽管也称道《诗》《书》，推崇道德，但他们以功利作为道德和礼乐的根据，并不顾及礼乐文化中的精神价值；道家和法家则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否定者。只有儒家对西周以来的礼乐传统和古代文献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和热爱，并以整理、阐释、传授古代的礼乐典章作为自己的事业。孔子说：“我只阐释、传授古代的礼乐典章，并不创始制作，是个述而不作的人，因为我信而好古，相信并且热爱古代。”他还说：“《诗》感发了我。礼树立了我，乐成就了我。”一个人从受到道德的感召、确立自我并有所成就的整个过程都在享用着传统文化的资源，文化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但是如果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推崇理解为复古守旧就大错特错了，孔子说：“通过温习旧的而获得新的，就能做别人的老师了。”所以，“温故知新”指出了人类新的经验与智慧的重要来源是人类已经具备的经验与智慧，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在儒家学说中几乎是一回事。所以，孔子主张在学习古代文化时能够“举一反三”、“告诉他怎么去就知道怎么来”，能够有所创发。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习古代文化的目标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了解人、学习做人，学习更多的是礼乐训练与道德实践。在《论语》的开篇，孔子就说：“学了以后时时复习，不也很愉悦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但我并不烦恼，这难道不是君子吗?”在孔子看来，学习礼乐文章与知交朋友，相互理解的过程紧密相关，或者说，寻求知音与朋友也是学习的内容。曾子也说：“君子用讲习礼乐文章来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依靠朋友来互助仁道的推行。” 孟子发展了孔子知言而知人的思想。孟子认为，研习古代的文化，是与贤人交往范围的扩大，是自我道德境界的扩充。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他教导弟子万章： 能算得上是一乡之中的善良君子会和那一乡的君子们交朋友，能算得上是一国之中的善良君子会和那一国的君子们交朋友，算得上是天下的善良君子会和天下的君子们艾朋友。如果结交天下的善良君子还不满足，只有再追溯古代的贤人。吟诵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因此要探讨他所处的世道。这就是与古人交朋友。 此时，孟子已经确立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一条重要原理，即古代的《诗》《书》等我们阐释的文本对象是古人精神和生命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我们的阐释过程，即所谓的“知人论世”的活动，正是我们通过自身的体验返回古代，进入到古人的精神和生命之中，体验他的经历，知其为人，知其社会与时代。从而丰富自我的体验与经历，同时也通过自我来复活、延展古人的精神和生命。历史就存在于这样的阐释过程之中，传递于人的生命之间，因而就超越了制度、器物甚至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