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律师介入问题探究.doc

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律师介入问题探究摘要：新《律师法》保障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这些权利的行使必然会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检察机关应当通过转变侦查模式、改进侦查方式、加强特殊侦查手段的运用等策略，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持续发展。 关键词：律师法；职务犯罪侦查；会见权；调查取证权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等观念的影响，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刑事案件的庭审程序和判决结果，而不大重视审判前的程序，以至于许多完善刑事诉讼的措施大多集中在审判程序方面，对于侦查阶段却极少关注。然而，从司法实践情况看，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侦查机关有责任依法收集、审查核实各类证据，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为下一步的审查起诉和审判活动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侦查权的恰当行使，对于控制犯罪，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侦查权作为强制权大多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若对侦查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就可能随时威胁到公民的安全；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追诉对象的位置，如其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其人身权利更容易受到侦查权滥用的侵害。正如英国的丹宁大法官所言：“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假如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因此，允许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权利保障的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已成为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律师介入侦查阶段，能够起到有效防止侦查权滥用而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因为“受过同样法学教育的职业法学家们分成不同的代表队，在法律程序的竞技场上，任何投机取巧的犯规都是极其困难的。” 职务犯罪侦查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其侦查的对象是职务犯罪，这种犯罪是伴随国家公权力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职务犯罪的最大特点，是其主体是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行使国家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行为是利用职务所为，故其本质上是一种滥用权力、亵渎权力的行为，是权力腐败的集中表现。由于这种犯罪的主体和客观行为的特殊性，故其社会危害性重于一般刑事犯罪。它不仅鲸吞国家财产，破坏社会秩序和国家对公务活动的管理，败坏政府形象和声誉，甚至会危及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成为不少国家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的一个基本因素。有鉴于此类犯罪的巨大危害，各国均注重在刑事法层面对职务犯罪的打击与预防。但是职务犯罪侦查作为刑事侦查的组成部分，同样具有侦查的一般特性。普通刑事侦查中存在的为了追求案件的侦破而侵犯嫌疑人合法权利的现象，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同样可能发生。因此，在“律师帮助权属于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性权利”的法治理念之下，赋予律师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介入权亦是世界通例。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对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权利做出了一些突破性的新规定。本文拟从新《律师法》前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对比出发，分析律师扩权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 一、新《律师法》前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对比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从该条的规定中可以总结出，新《律师法》之前颁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表现为：会见权、提供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诉和控告权、申请取保候审权。结合新《律师法》第33条关于律师会见权以及第35条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可以看出，新《律师法》之下，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扩充表现在会见权及调查取证权两个方面。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须批准且不受监听 有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律师的执业权利归结起来，无非是会见权、调查权和辩护权三大权利。而在侦查阶段，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主要是：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问题。由此可见会见权的重要性。赋予律师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其内在的合理根据。刑事诉讼是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器的对抗，面对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