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尊儒重道思想活跃.docVIP

西汉尊儒重道思想活跃西汉又称前汉。汉初,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曾多次派人“求亡书于天下”;礼聘秦博士和邹鲁儒生,请他们传授儒经,指定朝议;对盖公、黄生、司马谈等治黄老之学的新道家学者,也特别尊重。所以,儒家、道家以服务于新政权的姿态重新活跃起来。 一、“三权分立”的中国式体制 刘邦凭借起义军的力量和军事武装建立了西汉王朝,仿秦制自称皇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在政治上西汉的中央政权依其职能分为中枢、行政、监察三类。中枢设丞相,是指定政策、发号施令;行政设九卿,是具体执行、督办;监察设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则包括对皇帝和各级官员的行为的监督和审察。三类职官职责分明,并相互制约。“三权分立”几乎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权力格局,是历代专制王朝的官吏制度的基础。 西汉时期还设立了“郎官”,如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郎官无职务,无官署,也无员额,其任务是作为皇帝的护卫、侍从,可以随时接近皇帝,向皇帝提建议,备顾问,供差遣。郎官虽不在正规编制之内,但因与皇帝接近,能影响皇帝的意见,在政治上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他们与负有监察职能的谏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等并称为中朝官,能进出宫中,晋见皇帝。至于那些相对而言负执行责任的行政官员,如廷尉、大司农、大鸿胪等,则属于外朝官,丞相是外朝官之首;外朝官只有在加有侍中、中常侍、给事中等名号时,才享有进出宫中之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集权的核心权力系统,由朝中向朝外,由中央向地方。 封建王朝虽然皇帝位居权力顶峰,但最怕权力层的阻隔或中断,造成“大权旁落”或被人“架空”。汉代时,丞相是中枢权力机构的首脑,掌握选举、任官、黜陟、诛赏之责,权限大,职位高。丞相晋见,皇帝要起身致敬;丞相病重,皇帝要亲临问候;丞相故世,皇帝要亲临吊丧,公卿百官公葬。汉武帝初年,田?为相,入宫奏事,所言皆听,荐人任官,所举皆从,权势几倾人主。有一次,田?在汉武帝前连连举任官职,汉武帝忍不住了,问道:君举荐官完了没有,我也要任命几个官吏呢!丞相的权力这么大,皇帝自然不放心。所以,汉武帝时又常常通过少府所属的尚书署参与审议朝章,草拟诏命,以便于皇帝亲自裁决政事。这样便渐渐削弱了丞相的权力。秦代设有尚书之职,尚书只负责文书信笺的收发,常随皇帝左右。自汉武帝后,尚书的职能和地位渐渐加强,尚书署实际上成了中枢决策机构。 汉代的监察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监察、谏议和考课。秦时设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居监察官之首,其下有侍御史,负责纠察朝中百官;有御史中丞,负责督察派往各郡的监御史。汉武帝时立十三州,以州为监察区,每州辖若干郡,长官为刺史,按朝廷所规定的标准来督察地方官。谏议官的职责是向皇帝进行规谏讽喻,以弥补制定法令政策时的失误和不足。担任谏议之职的官员大都由皇帝亲自选拔,以避免人事牵扯而阻遏言路,并保证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前汉书:“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这套官吏选拔机制,在后来的王朝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继承。 至于地方行政长官的设置,西汉初建,吸取了秦王朝衰亡的教训,恢复了分封制。但由于封国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自理之权,可以凭借实力与中央政权对抗,于是威胁甚至破坏着汉的统一。事实正是这样,刘邦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出现了离心现象。汉景帝刘启时,丞相晁错已发现了分封制的弊端,极力主张削减封国的土地,约束封王的权力。汉景帝赞成晁错的主张,但那些已经养大了的封王当然不愿意接受,于是东方七国联合叛变。七个封国中五个都是皇族近亲,他们提出两个口号,一是要求诛杀晁错,一是要求退还削去的封地。汉景帝无奈,只好满足他们的愿望,晁错成为王权斗争的牺牲品,被绑赴刑场腰斩,还屠灭三族。 后来,汉景帝重用周亚夫当大将,终于平定了七王的叛乱,乘机收回各封国的行政和军事大权。这才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不然中国又将回到战国时期割据的局面,互相吞并,而且战乱不休。 二、联姻和战的外交政策 当西汉实现中国本土统一时,匈奴部落在漠北崛起并完成了统一,建立匈奴汗国。匈奴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力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前汉书)匈奴首领冒顿乘着中国楚汉相争,在北方强大起来,渐渐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威胁。汉高祖刘邦非常担忧,政治家刘敬出了个主意说:“天下刚刚安定,兵力疲惫,不能再向北方用武了。现在匈奴的单于冒顿杀父代立,把母亲做了自己的妻子,只凭武力,不懂仁义。我有一个长远计划,可以让他和他的子孙称臣,只怕陛下不可做。”高祖说:“只要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