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物福利立法限度及其定位.docVIP

论动物福利立法限度及其定位摘要：从道德和道德法律化的角度看，给予动物福利其实就是科加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而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便是把这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实现动物道德的法律化。不过，动物并未就此获得法律主体地位，它只是一种“物格”弱于一般客体物的“准物”而已。由于道德法律化是有条件的，动物福利立法也应有限度，只有那些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的基本动物道德，才可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对此，我们可用“利益关系分析法”和“利益层次分析法”来大致界定“基本动物道德”的范围；用自卫原则、对称原则、最少损害原则、分配正义原则以及补偿正义原则，来对动物福利立法进行较明确的定位，以妥善处理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的关系。 关键词：动物福利立法；动物法律地位；道德法律化；限度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动物福利立法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物，其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初，欧洲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曾提出捍卫动物的法律提案。之后，1822年，“人道的迪克”马丁提出的禁止虐待动物的议案――《马丁法令》终于获得通过。这是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保护动物免受虐待的立法，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动物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现在，动物福利立法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有关反虐待动物的法案，各种动物福利组织也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就连WTO的规则中也写入了动物福利的条款。不过，问题是，为什么要通过法律来保护动物福利呢?是不是要赋予动物以权利?我们又应当如何处理动物福利与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探讨。 一、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动物道德的法律化 卢梭认为，存在着“两个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则：一个原则是我们热烈地关切我们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保存；另一个原则是我们在看到任何有感觉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天然的憎恶。我们的精神活动能够使这两个原则相互协调并且配合起来”。这也就是说，人至少有两种情感需要：第一种情感需要是对自我的爱；而另外一种情感需要就是对他人和社会以及对其他有感觉的生物的怜爱等。马斯洛也认为，人的基本需求体系中具有爱与归属的利益需求，而爱则包括对人的爱和对动物等对象的爱。“残酷对待活着的动物，将使人类变得野蛮”，而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待动物的态度，也反映了该国或该民族的文明发展程度。同时，虐待动物的行为也会伤害人们的感情，从而普遍受到社会的谴责和不齿。这就是说，道德关心的不应只是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认为应把道德关怀的客体扩展到动物，认为文明社会的道德也应当处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应给予动物福利，仁慈、人道地对待动物，不虐待动物，尽量减少动物不必要的痛苦。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对经济贫困者提供帮助的社会保障系统”，历史上也称为“贫困救助”。而“动物福利”，一般是指保护动物康乐的外部条件；后来，动物福利观念发展成为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的自由、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的自由以及表达天性的自由等五项自由原则。福利的本义是给予弱者道义上的帮助，而动物福利的实质是把动物视为弱者，主张人们应把福利救助的对象扩展到动物，把人们的道德关怀延伸到动物。 可见，主张“动物福利”其实就是提倡一种人的“动物道德”情怀，提倡一种善待动物、关怀动物的动物的道德义务。根据道德法律化的原理，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即是把这样一种动物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实现动物道德的法律化。具体而言，国家是为了维护事关“动物福利”的人类公共伦理道德等公共利益，通过动物福利立法把维护动物福利的道德义务上升为具有明确指引性和强制执行性的法律义务，强制要求人们普遍遵守，从而实现对动物福利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保护，藉以增进人与动物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并最终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动物福利立法中动物的法律地位 动物的法律地位本来是一个不具争议性的问题，传统上是把动物当作物对待的，但后来受“动物权理论”和动物福利立法的发展和影响，尤其是自1990年的《德国民法典》《关于动物保护的修正案》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应受特别法律的保护，除另有规定外，准用关于物的规定”以来，学界便展开了一场关于动物法律地位的大论战，动物的法律地位似乎从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就动物福利立法而言，也许有人会生发疑问：规定人对动物的法律义务，从反向的角度看不就是动物对人具有法律权利吗?事实上，早有有学者据此而主张动物具有法律权利，应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其实，这是对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误解，是对对称性权利义务关系的泛化。因为，一般情况下，权利与义务之间确实普遍存在着对称性(或对应性)关系，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