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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接受(上)2009年我应邀到台湾讲学,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开设一门《鲁迅作品选读》课,这可能是在台湾大学本科生课程体系中开设鲁迅课的第一个尝试。选课的除中文系学生外,还有外系、外校的,最后交作业、计成绩的有四十七名,还有不少旁听者(研究生,大学、中学教师等等),更有从外地赶来听课的,总数大概有六七十人。为这次上课,编选了《鲁迅入门读本》(上、下册)作为教材;讲了将近三十个小时(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先后布置了两次作业:作文《我和我的父亲》与写赏析文章《我读 》,最后以《我之鲁迅观》的读书报告作为期末考试。现主要依据学生写的报告,作一个课程总结,其中所显示的今天的部分台湾年轻人对鲁迅的接受状况,或许是许多朋友感兴趣的。 一、 “与鲁迅重新见面” 在教材的背面,有邀请我讲学的台湾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的陈光兴教授的一段话:“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早已在亚洲和世界成为思想界的共同资源。但是因为他浓厚的左翼色彩,在战后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变成了思想的禁忌,他的著作在解严前是禁书,因而阻绝了台湾学术思想界对鲁迅的理解。半个世纪后要如何在台湾恢复鲁迅研究,打通中文世界共通的思想资源,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极难的问题。作为第一步,我们选择了从直接给台湾的大学生讲鲁迅这里入手,是出于对鲁迅的基本认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是通往未来的”,“即使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来读鲁迅著作,仍然会感到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鲁迅的心更是永远和青年相通的”(《鲁迅入门读本》台版后记)。当然这里也包含了对台湾青年的信任与期待。这门课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打造一座桥梁,让台湾青年与鲁迅相遇,和鲁迅传统重新连接。 一位学生这样谈到他们这一代接触鲁迅的背景:“我出生于1989年”,“时间倒退两年,来到1987年,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戒严,几十年来的白色恐怖时期,终于在此告一段落。从这个时候开始,台湾的知识分子终于可以不必偷偷摸摸地传阅、讨论鲁迅,或是马列思想,而要担心被秘密警察抓去关押。也就是说,台湾和中国士人批判传统的断裂,在此时看见了重新接轨的曙光,重新有了承接传统的机会”。但是,这学生又提了一个问题:“这个机会被把握了吗?”(张祖荣) 另一位学生则谈到了另一个背景:他们在读中学时,正赶上台湾的教育改革风潮,“一纲多本”原则提出,教科书开始多元化,鲁迅作品因此也得以进入台湾的国文教科书。(游坤义)许多学生都谈到他们正是从教科书里读到了鲁迅的《孔乙己》《风筝》《阿Q正传》,还从教师的介绍里,知道了或阅读过《狂人日记》。但在台湾的中学语文教育里,古文阅读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白话文不但选文少,教师也很少认真教,因此,如一位学生所说,他们“对鲁迅为人为文并没有任何印象。课本作者简介栏也仅有几行笼统浮滥的字句”,至多知道鲁迅是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重要或伟大的作家而已,而鲁迅文字给他们的实际印象也是怪怪的。(李盈颖) 但也如一位学生所说,或许正因为对鲁迅知之不多,也就“没有太多的预期与想象”,鲁迅也不必与考试挂钩,就可以“在最自然真实的情况下,认识了这么样特别的人”,如同“交到有趣、情投意合的新朋友”一样。(黄诗尧)这大概也是台湾学生和大陆学生在接受鲁迅的学习背景不同导致的区别所在吧。 因此,台湾学生对鲁迅的接受,是从自我心灵出发的。他们最热心讨论的话题是―― 二、 心有戚戚焉:鲁迅与我们 心灵的相通 一位学生这样谈到他对鲁迅的感受:“鲁迅的文字就好像保有一些能量,然后在某些时刻就突然喷发出来,敲打着你的心灵。在我们倾听鲁迅的心声时,他的文本也能同时挖掘读者的心,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搭建出一座精神桥梁。”好几位学生都像这位学生一样,强调“鲁迅的作品能碰触我生活中的许多层面,家庭、朋友、学业、生命、价值观等”(陈晶莹)。 他们都是从鲁迅的《父亲的病》《五猖会》,鲁迅和父亲、海婴的关系这里进入鲁迅的。陈晶莹这样写道―― “在《父亲的病》中,鲁迅这样写道: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去听得也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似的想到:“还是快一点喘完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这样想。这个片断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这令我回忆起我母亲在病床上的画面。那时的我,也在闪光之间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也曾经自责,怀疑过自己对母亲的爱。但我并没有深想,更不用说公开表达。可鲁迅就没有(逃避),他面对自己的情感并剖析它,最后承认它是一个正当的想法,并坚定地毫不怀疑自己。现在的我了解了那样的想法其实是另一种爱的表现。可是当时的我,却只是默默地把那种情绪隐藏起来。我想,这就是鲁迅予我的启示:他毫不回避、毫不敷衍的性格,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