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反腐倡廉关键在于制度建设.docVIP

加强反腐倡廉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并把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也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直高度重视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果。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政治斗争抓紧抓实，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关键还在于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是防治腐败带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一、加强制度建设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 要抓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建设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来，相继制定了一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据中央纪委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3000多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200多项。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重大法规制度，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还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继续以改革的精神切实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家廉政立法，努力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有效机制。 二、建立健全有关的制度才能逐步克服反腐倡廉的制度缺陷 这里所说的制度缺陷，是指由于某些制度上存在的弊端和漏洞，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同时监督制度不完善等，这些都成为滋生权力腐败的制度温床；在具体行政管理制度方面，如许多机关部门可以做出对某部门、某行业有利的规定，造成所谓“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以及“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使腐败行为可以打着合法的旗号，冠冕堂皇地为部门和小团体攫取利益。 1、制度缺陷与腐败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权力腐败表面上是贪官污吏个人的行为所致，但实质上这种腐败的滋长蔓延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问题，即不只是个别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灵魂堕落、品行不端才造成这样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毫无疑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但需要强调的是：就干部个体腐败而言，制度缺陷是产生腐败的外因，但就腐败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来说，制度缺陷则是其内因。因此，对党的整体来说，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就要注意透过表象看到其背后的制度缺陷。 前苏联解体，苏共解体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当年铁托在谈到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时，就深刻地指出那是个制度问题。毛泽东也明确说过：“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前苏共的制度缺陷集中表现为斯大林模式，按照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说法，那就是“垄断所有权，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真理”。 2、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为什么目前腐败多发带有普遍性？为什么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如在短短的时间里，河南三任交通厅长倒在同一个岗位上。又如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腐败窝案，三任院长同时被起诉。再如“官满为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弊端，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深有感触，他指出：现在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 当然，中央早就认识到了腐败现象与制度缺陷之间的关系，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邓小平不是把领导人的错误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把官僚主义行为和特权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思想问题，而是始终把解决制度方面的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3、反腐败要注意克服制度缺陷，从而不断堵塞漏洞，逐步完善防范机制，做到用制度选人用人，用制度管钱管事，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为此，应该按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监控是防止腐败的关键。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