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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探究课外补习指的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旨在提高学业成绩的各种培优补差活动。课外补习广泛存在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这些国家有着厚重的儒家文化传统，并且普遍采用竞争性考试来筛选学生，因此学生读书升学的压力极大。学业竞争的加剧导致更多的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补习。 研究表明，课外补习的规模在一些国家有不断扩大之势，如韩国的家庭补习支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1.2％增至1998年的2.9％。通过研究以增进对课外补习的了解，一方面政府可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补习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另一方面学校也可改进教学服务，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成绩。 一、相关研究 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主题也较广泛。限于篇幅，本文只概述几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Stevenson与Becker在对日本教育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课外补习是一种“影子教育”，并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子女要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子女获得更多的补习机会。 Lee、Russell、de Silva、Tseng等人，分别对中国香港、日本、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的课外补习规模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课外补习规模相当庞大，中国香港有45％的小学生参加补习，日本有近70％的学生在中学毕业前参加各种补习，中国台湾有81％的高中生参加私人补习。其基本规律是：年级越高，离升学考试越近，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就越高，年级与参加补习的比例呈正相关；从科目看，外语、数学、科学是最受学生青睐的补习科目，极少有学生补习母语；从补习者的学业表现看，学生成绩与参加补习的比例呈正相关，即学生成绩越好，参加补习的可能性越人，这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补习更多是一种培优。但研究并未发现补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也未发现参加补习的学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Bray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课外补习进行研究，并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得出结论：亚洲地区较高的教育私人收益率是家长热衷于让子女补习的重要原因；韩国家长在子女私人补习上的支出已是政府教育支出的1.5倍，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据。Bray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所有国家的可得数据作了系统化处理，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国内的实证研究中，雷万鹏对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高中补习主要为补差，而非培优；地区、城乡和家庭背景因素对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卢阳通过对成都某小学学生的抽样调查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学生都参加了旨在强化学校教育的补习(如奥数和作文)，学生参加补习主要受父母决定的影响。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在对全市中小学课业负担的调查中发现，请家教的学生占到被调查总数的42.8％，请家教的原因主要为“自己想参加”(占73％)和“家长要求参加”(占15％)。 综观国内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成果不多，远未形成规模；二是部分研究只针对学校的个案，少见较大规模的调查；三是针对补习的特定方面进行研究的较多，缺少较全面的分析。有鉴于此，我们试图通过抽样调查，全面了解课外补习的规模、强度、科目分布、年级分布，并初步探究补习的成因、途径、支出、意愿等因素。 二、研究设计及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本研究聚焦于义务教育阶段，未涉及普通高中；只关注城市学校，未调查农村学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四至九年级(六年级即初一，依此类推)的学生。 同时，本研究未把学校统一安排的补课算作课外补习，因为这种补习在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具有隐蔽性和敏感性。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于2007年5月―6月对武汉市H区的抽样问卷调查。调查以班级为单位，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共涉及办学质量中上及中下水平的4所学校6个年级(四至九年级)12个班的学生，发放问卷712份，回收677份，回收率为95.1％；其中有效问卷613份，问卷有效率为90.5％。 对数据的分析结果如下： 1、课外补习的规模 课外补习可分为上补习班和请家教两类。有的学生只参加一利，形式的补习，有的学生两种形式都参加，有的学生两种都不参加。用接受调查学生总数减去两者都不参加的学生数，得出的就是参加补习的学生数(见表1)。 从总体上看，在本年级期间参加补习的学生占66.2％，有56.8％的学生上补习班，23.6％的学生请家教，其中有一些学生既上补习班，又请家教。除九年级外，上补习班的学生均多于请家教的学生。在各科目的补习中，上补习班的比例也高于请家教的比例，此结论同样适用于不同办学水平的学校。这说明补习班更受学生欢迎，主要原因是补习班的价格较低、方便找到、适合学生班级上课的习惯。此外，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补习班的学生在15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