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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巴唑治疗对Graves病患者TNF-α影响Graves病又称弥漫性甲状腺肿伴甲状腺功能亢进病(甲亢)，或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突眼性甲状腺肿，是甲亢中最常见的类型，约占85%。是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其发病机理涉及到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异常。其中, TNF-α变化在GD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TNF-α在GD患者血清中的变化及其意义报道互相矛盾[1-3]，因此我们采用放射免疫法,分别检测GD患者应用抗甲状腺药物他巴唑治疗前后,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的动态变化,旨在探讨甲亢自身免疫功能状态的改变和临床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GD组甲亢患者：27例，男9例,女18例,年龄18～60岁。诊断依据典型临床表现、高甲状腺激素血症（FT3、FT4）及TSH减低，以及TSAb（甲状腺兴奋性抗体）阳性等确定。确诊后所有患者均给予他巴唑正规治疗,根据病情适当增加剂量。并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3个月时采集血样本,血清－20℃冰箱保存，待测TNF-α、TSH、TSAb和FT3、FT4等。 对照组26例，男8例,女18例,年龄18～59岁。为本院健康体检者，排除心、肝、肺、肾、内分泌器官疾病。 1．2 方法 1．2．1 FT?3、FT?4和TSH检测采用放免法检测,试剂盒由上海核技术研究所提供,按说明书操作。 1．2．2 TNF-α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试剂盒由北京东亚免疫试剂研究所提供。 1．2．3 甲状腺兴奋性抗体检测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试剂盒由Diasori, Germany提供。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GD治疗前后患者甲状腺激素和TSH的变化 见表1。 3 讨论 TNF-α是细胞因子的一员,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的一类高活性的激素样多肽,能够在多环节上影响甲状腺细胞的生长、分化、合成以及分泌功能。 SalviM等[1]在甲状腺细胞培养发现,TNF-α能够可逆性抑制甲状腺细胞合成甲状腺球蛋白、过氧化物酶并减少甲状腺激素的释放,对甲状腺细胞的碘化过程起到抑制作用。GD患者TNF-α明显低于对照组,由于GD患者免疫调节功能发生障碍,TNF-α分泌减少,TNF-α对甲状腺细胞的调节作用受到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合成释放增多。国内李永加等测定了Graves病患者血清IL-6、TNF-α水平的变化，也发现TNF-α在GD患者是减低的[2]。而谢建平的报道则与之相反[3]。因此对于GD患者TNFα的变化及其意义尚未确定。 TNF广泛影响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功能状态,在甲状腺稳态的调节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TNF-α能增强甲状腺细胞表达MHC-Ⅰ类抗原,单独作用不影响MHC-Ⅱ 类抗原的表达,但可以和协同其他细胞因子在甲状腺细胞表达此类抗原中的诱导作用。有报道TNF显著增强γ-干扰素诱导的MHC-Ⅱ类抗原的表达,触发或加重免疫紊乱。此外,此细胞因子还能够诱导甲状腺细胞表达多种黏附分子,加强甲状腺内Ｔ淋巴细胞的迁移与定位,并上调效-靶细胞的相互作用和细胞的杀伤功能。结合本文的资料,我们认为,TNF在GD的发病机理中可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BadenhoopK等认为[4]:GD的易感性与染色体6短臂上的组织相容性白细胞抗原(HLA)区相联系, TNF－α是密切相关的细胞因子,占30%的氨基酸残基,共用相同的细胞表面受体,提示TNF－α可能参与GD的遗传易感性。我们经过抗甲亢药物他巴唑治疗后TNF－α下降，提示他巴唑治疗甲亢的机制之一是抑制了TNF－α的表达。至于能否用TNFα监测预后或复发尚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结果还显示，GD患者血清TSAb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TSAb参与了GD的发病过程，经治疗后TSAb明显下降，同样说明他巴唑影响TSAb也是治疗GD的机制之一。有报道甲状腺自身抗体测定未经治疗的GD患者血TSAb阳性检出率可达80%～100%,不仅有早期诊断意义,对判断病情活动、是否复发更有价值;还可作为治疗后停药的重要指标[5]。 总之，TNF－α和TSAb均参与了GD的病理过程，经他巴唑治疗后均可明显下降，这可能是他巴唑治疗甲亢的机制之一。 参考文献 1 Salvi M，Pedrazzoni M，Girasole G, et al.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Graves disease：effect of treatment, thyroid function, ophthalmopathy and cigarette 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