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对日关系需要大手笔.docVIP

处理对日关系需要大手笔“两千年交往”、“半世纪仇怨”,这两句话曾是中国人与“一衣带水”的东瀛邻国关系的概括。处理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国人——特别是不大熟悉复杂国际关系的人——看待中日关系,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而现代化社会对思维的要求恰恰是理性化。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下,如何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处理好对日关系,真是需要大手笔、大智慧。 中日力量对比转换,决定两国相互间的看法 回顾中日关系,可谓密切交往与深仇血战相互转换,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是力量对比。公元7世纪倭国刚兴起,便同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交战,倭人失败后心悦诚服地开始了“唐化”过程,如今日本国内处处可见的汉字、中式建筑、唐式服饰都是这种学习的产物。 尊强傲弱,愿意向胜利者学习,是日本人历来的特点。在二战中真正打痛日本的是美国,多数日本人却最佩服美国。20年前,我到日本自卫队最大院校防卫大学时,看到其师生处处以模仿美式做法为荣。12年前,我到广岛时曾访问过原子弹受害者及其后代,发现他们不谈怨恨却还感谢美国战后的帮助。 中日之间关系悠久,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近些年才转入“两强并立”。角色的变换,导致了日本看待中国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唐代—宋代:仰视;元代—清中叶:平视;甲午战争—抗美援朝前:俯视。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仅就中国战场而言,战争结束时日强中弱的形势仍未改变。战后日本当局乃至主流观念只承认败于美国,不承认输给中国。美国占领日本后,不仅在1948年宣布免除其赔偿义务,还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其复兴,苏、英等国和国民党当局也只好宣布放弃赔款要求(后来新中国对此也不能不承认现实)。 新中国成立一年后敢于出兵朝鲜,同美军作战还能连连取胜,刚被美国打服的日本人在惊愕之余改变了对华观念,过去“支那”的蔑称被“中国”代替。不过因美国阻挠,日本政府在1972年以前只同台湾当局建交,随后因尼克松访华,日方才敢于冲破美方限制与中国恢复了邦交。 美国是一个老练高明的霸权主义国家,控制日本后又加以扶助和改造。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标志的美日军事同盟,成为美国在亚洲军事战略的基石,直至今天也是对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 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领导人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中立化,削弱美国对日控制。为此,中方在不能官方建交时便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终于促成1972年的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大多来自日本。回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采取的对日政策,真可谓富有远见。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中日关系比较好,又有中、美、日在战略上联合抗苏这个“一条线”战略的大背景。此时实现“经济起飞”的日本因处于施援地位,对中国又滋长起傲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赴日留学的许多人都有此感受。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且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主流观念显得不适应,其右翼更有些受刺激而呈疯狂状。中国许多民众近年来也一扫改革开放之初的某些自卑,对日本及周边其他一些国家有了足够的底气并升腾起自豪感。中日民意调查统计显示,两国恶感近年上升,主要出于这一原因。 中美关系影响中日关系,并左右中日关系 十几年前我曾到日本共产党总部造访过,与对方谈到其国内社会性质时,日共特别强调从战争结束至今的日本仍不是独立国家,而是被“美国与日本垄断财团勾结所统治”。仔细考察此言,的确不虚。如今日本经济基本自主(也受美国最大影响),政治上半独立而不能对美国说“不”,军事上则由美国“保护”。 一些不了解日本情况的人总愿单纯对比中日两国军力,并作出军事冲突的预测。他们不知道,目前日本自卫队没有独立的指挥权而受美军控制,中日开战就等于中美交战。何况美日双方确定“周边有事”(指的就是朝鲜半岛、台湾)时,日本自卫队要支援美军行动,这等于规定日本武装力量是美军的附庸。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美、日在战略上不需要再拉拢中国,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又开始炮制“中国威胁论”。在此背景下,1996年日美达成了“安保条约新指针”,将过去主要针对苏联的战略方针转向对华。同年自民党右派势力代表桥本龙太郎接任首相,中日关系自此进入“政冷期”,这恰恰是日本战略调整的结果,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在东亚地区的反映。 虽然日本难以跳出美国的影响,却不等于说只能任由美国摆布,其国内也远非“铁板一块”,仍有主张摆脱美国控制、争取对华友好的力量。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一直立足于争取日本人民,支持其左派力量,并以开展民间贸易争取众多中小企业家,形成了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持续浪潮。当年日本政界许多人也认识到,中美一旦开战,日本会成为前沿牺牲品,因而也对美军在日活动作了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