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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灋”字古文來源蠡測 （首發） 章水根 吉林大學古籍所2010級碩士研究生 《說文》中收錄了灋字古文作： A 傳抄古文中灋字有諸多形體，其中與A相近的有： B C 出土文字材料還出現了相關的字形作： D（上博一·緇衣14） E（馬帛書·九主） F（馬王堆帛書·隸陰陽五行） G（馬王堆帛書·式法） H（曾都尹定簠） I（秦王鐘） J（璽彙3500） 經過學者們的研究，D—G可以確定與A有密切的淵源關係，都是一個序列的。對於H—J形，有的學者尚有不同的意見。H發掘者最早時釋為“灋”，後改釋為“定”，不少学者在引述此器時，也是稱為“曾都尹定簠”的，我們也認為此字應釋為“定”，不是“灋”字。I即秦王鐘中“競之定”的定，近董珊先生改釋為佱，即灋字古文，並把楚簡中的一些定字也改釋為佱。I與其他金文中的“定”字唯一的區別就是在“宀”和“正”之間多了一橫，以至於近似F形，但中山王器中“定”字既作，又作，可知I就是定字。董珊先生所提到的幾個楚簡中所謂的“佱”字，字形與D—G差別甚大，而且改釋為“佱”后，文意上也很牽強。最早提出J與A是同一個字的是黃錫全先生，認為I與A都應該是字，從乏聲，乏灋音近。此字下面所從是否為乏字，學術界還未達成共識，我們現在確切可知的乏字作，與J字所從也有很大的區別。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不把H—J形列入我們討論的範圍。 由於在出土材料中出現了D—G特殊形體的灋字，我們知道了《說文》古文與傳抄古文是來源有據的。但灋字爲什麽要寫作此形，并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 對於學者們都有什麽觀點，孟蓬生先生做了很好的歸納，這裡就不再重複了。他們都是無一例外都是從通假的角度來考慮的，或認為這些字是乏字，或認為是從乏得聲的字，還有的認為是從百聲的字，根據音近關係，從而能夠通作灋。撇開字形不談，乏、灋音近這是沒有問題的，乏並紐葉部，灋幫紐葉部，聲同為唇音，韻皆在葉部，然而認為百聲與灋聲音近可通這是有問題的。這個觀點是《上博（一）·緇衣》H形出現后，整理者陳佩芬先生首先提出的，她認為H是從“全”從止的，“全”也就是古百字。白于藍指出戰國文字中與“全”形近的百字，乃晉系文字中的寫法，楚文字中的百從來沒有這樣寫的。馮勝君老師指出《上博（一）·緇衣》是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已經得到學術界的認同，齊系文字中的百字也有作“全”形的，說明字形上還是有根據的。陳先生說百、灋雙聲，這是沒有問題，但兩者韻部相隔較遠，百鐸部，灋葉部（或稱盍部）。孟蓬生先生是支持陳先生之說的，認為H從百得聲，而A是從白得聲的，《集篆古文韻海》收錄了白字的傳抄古文有作、形者，正是A上部所從，並舉出了大量的材料證明灋與百、白是有可能相通的，還認為在魚部的“去”聲和在談盍部的“去”（盍）這兩系在上古或者更早的時間應該有共同的來源。 我們還是堅持比較傳統的觀點，認為這兩系來源是不同的。裘錫圭先生曾經對此有過詳細的論述，現轉述於下： 古文字字里有字，從大從口，表示把嘴張大的意思，這就是“口呿而不合的”（莊子秋水）的呿字初文，也就是離去的“去”字。張開跟離去這兩個意義顯然是有意義的。古文字里又有一個象器皿上有蓋子的字（也寫作），“蓋”字所從的“盍”字上部的就是這個字。這個字應該讀為“盍”，正好是葉部字。甲骨文有字，前人不識，其實就是“闔”，也就是說文訓為閉的。在小篆里，、這兩個形狀相近的字已經混同了起來。這樣，問題就清楚了。從去得聲的魚部字，所從的是離去的去。從去得聲的葉部字，所從的則是象器蓋相合的去（盍）。過去認為是會意字的灋（法）字可能也是從去（盍）聲的。有些從去的字有魚部和葉部兩讀，這應該是後起的混亂。 這是一個用古文字學知識解決音韻學上爭論不休的問題的最好例子，闡明了許多從“去”得聲的字讀音卻分成兩系的原因。孟先生爲什麽會不同意裘先生之說呢，恐怕他最堅強的證據就是他提到的《上博周易》中从去聲的“?”字兼入魚盍兩部： 上博簡《周易》：“堋?。”馬王堆帛書《周易》：“勿疑，傰 頗疑“?”即“嗑”字異體，二字均從“去”（葉部字），義符“欠”、“口”可通用。 這是正確的，可惜陳先生並沒有對第二處的“?”作解釋。第一處“?”為“嗑”字異體，而另一個“?”可能就是裘先生提到的“呿”字異體，正如陳斯鵬先生所說的，義符“欠”、“口”可通用。也就是說，一個“?”字是從“去”（盍），另一個“?”是從呿字初文的“去”，二字形同，但不是同一個字，所以會造成“?”兼入魚盍兩部的假象。 至於孟先生灋與百、白音近可通的觀點，我們也是持懷疑的態度。孟先生始終都沒有找到灋字與百或白直接相通的證據，都是通過輾轉相通的方式來證明灋字與百或白相通，過程迂曲複雜，結論很可能不可靠。同時，孟先生用的證據可能也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