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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名人效应在图书馆中应用摘要：与图书馆有关的各类名人包括有馆员经历的社会名流、痴迷图书的知名读者、有文化影响力的图书馆馆长、慷慨捐书的藏书家和热心捐款的慈善家，名人会产生一系列的名人效应，这些效应可应用于图书馆广告宣传、阅读推广、募集经费和赢得社会认同方面。 关键词：名人效应；图书馆；利用 一、与图书馆有关的各类名人 名人的出现所达成的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或人们模仿名人的心理现象统称为名人效应。名人效应已经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1]图书馆可以通过名人在人们心目中的知名度、美誉度、信任度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而更容易获取人们的认可与青睐。与图书馆相关的名人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有馆员经历的社会名流。他们享有盛名的领域并不是图书馆界，但是无一例外地从事过图书馆员的工作，这段经历或许只是在他们闪亮人生里如萤光般短暂，但对于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来说，却是光耀门楣的篇章。例如毛泽东1918至1919年间来到北京大学，出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并同李大钊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这里，他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曾经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 另外陈景润高中没有毕业就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他曾在北京任中学数学教师，后由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将他调回母校，任图书馆管理员。陈景润对数学的研究如醉如痴，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充分利用图书馆良好的学习环境，刻苦研究数学，终于在歌德巴赫猜想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3] （二）痴迷图书的知名读者。他们的职业纷繁多样，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读书，喜欢去图书馆借书，是图书馆的忠实读者，图书馆的声誉因他们而扩大。冯玉祥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读者，他在天津兵营充哨长的时候开始接触图书馆，并且说“在阅览室里，我更欢喜得不得了”。 [4]冯玉祥日记中有很多前往图书馆看书的记录，白天带兵，晚间赴图书馆看书看报是他日常生活的一大内容。 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酷爱读书，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有一间收藏着大量书籍和文献资料的图书馆，在这里，马克思前后学习了10多年，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列宁也是利用图书馆的典范，一生都在利用图书馆：从学生时代以至学前，从国内到国外以至在监狱和流放期间，他始终在积极地开展对图书馆的利用。他一生利用过几十所著名的图书馆。在国内，他利用过喀山图书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城市的各大图书馆；在国外，他利用过德国皇家图书馆、瑞士伯尔尼、日内瓦、苏黎世三大城市的著名图书馆、法国巴黎许多图书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丹麦哥本哈根图书馆、以及瑞典皇家图书馆等。[5] （三）有文化影响力的图书馆馆长。他们都曾担任过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但是这不是他们本人成名的原因，图书馆却因为他们而声名远扬。对中国文化有诸多成就的梁启超曾兼任三个图书馆馆长之职，1922年创建松坡图书馆并自任馆长，1925年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这是图书馆史上空前且目前仍绝后的记录。 还有1918年1月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革命先驱者李大钊，在他任图书馆主任的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大图书馆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跨世纪的哲学史家、宗教学史家任继愈是国家图书馆的首任馆长，主持开展建设数字图书馆的有关工程；比较文学名家贾植芳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并且指出“大学图书馆是大学面向世界的窗口”。[4] （四）慷慨捐书的藏书家。他们爱书藏书，但是相信“藏守为学”、“化私为公”，于是慷慨地把书捐献给图书馆，继承、维护、发扬了优秀文化遗产和文化精神。湖北藏书家徐行可先生将毕生所藏的10万册古籍和7000多件文物全部捐赠，现存于湖北省图书馆，其中包括《黄鹤楼集》等珍本、善本甚至海内孤本。[6]上海藏书家丁福保说“收藏书的目的，是捐给公众阅读的图书馆”，他曾多次将收藏的大宗藏书，赠给家乡无锡和上海的图书馆、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因他捐书五万余卷而设立了“丁氏书库”。 [4] 1950 年底，柳亚子将44000余册图书捐给上海图书馆，那些庋藏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出版物，因其稀罕的文化价值，被厘定为一级藏品特藏。 （五）热心捐款的慈善家。他们创造财富并积极回馈社会，捐建或资助图书馆。香港著名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多年来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教育、医疗捐助超过十亿港元款项，其中逸夫图书馆遍布祖国各地，据网友不完全统计邵逸夫在内地和香港捐建的逸夫图书馆有73座；世界船王包玉刚捐资建设了宁波大学包玉刚图书馆和上海交大包兆龙图书馆；钢铁大王卡内基认为，捐建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比所有其他公益事业都更好，他一生总计捐建了3500座图书馆，由于卡内基的捐赠，使得美国的图书馆总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