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诗歌中都城叙事.doc

文学院2010级7班 康华 201002140712 初唐诗歌中的都城叙事摘 要 初唐时期，兴起了以汉京都赋和鲍照的《芜城赋》为传统，以都城长安为题材的对其作总体把握的都城诗。它们在赞美长安繁华的同时，又忧思着繁华背后的凋零，其间融合了作者对欣欣向荣的国家的自豪感和对个体的遭遇的表达。都城诗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颂歌型；第二，哀歌型；第三，狂欢型。三种类型的诗歌都产生于开放的初唐，豪华的长安。文学的面纱所遮盖的，既有人类普遍的时间意识，也有处于欣欣向荣的时代的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还有源于古老辨证思维的对繁华有憔悴的恐惧。初唐时期的都城诗歌，在对我们展现作者的际遇和奇迹般的长安的同时，为我们计算初唐的文化版图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比例尺。关键词：初唐；都城诗；类型；背景；文化心态引 言 七世纪的长安城，在隋代和唐代开国君主的营建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它是当时的壮迹，亦是皇帝的权威和尊严的完美体现。“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1]，面对长安，李世民写下了自己的自豪也写下了一代君王的骄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 [2]，面对长安，卢照邻写下了自己的惊叹也写下了自己的不适。“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3]，面对长安，骆宾王以自己独有的侠气写下了都城的威严与气势。“物色相召，人谁获安？”[4]当七世纪的诗人们站在一个蒸蒸日上的帝国的门口，站在这个帝国的最豪华的象征——都城长安的大道或是可以俯瞰这个城市的某个高度时——比如王勃——无论他是到这里求取仕途，还是他本来就居住在这里，无论是他刚刚到来，还是即将离开，他们都会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奇炫的文笔以及瑰丽的想象对都城长安进行现实与想象的双重构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建构比绘画摄影和历史都要真实。这种真实熔概括性和典型性于一炉，常常达到以少总多的效果。是的，那些饱含对宫廷诗歌的焦虑的诗篇，经常令我们思接千载，对彼时都城的壮迹浮想联翩。于是，当大地上的城市实体瓜剖而豆分之后，纸上的城市便显赫起来。 写到这里，似乎有必要说明一下本文将经常用到的几个术语。唐因隋旧，置东西二都，考虑到当时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所以关于东都洛阳的诗歌，本文不作任何探讨。我所谓的都城诗是指以都城长安为题材的通过想象或纪实对初唐时期的长安作出整体把握的诗歌。这些诗歌的作者，在本文里我称之为都城诗人。我所说的初唐时期的时间界定为：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延及713年玄宗即位。必须阐明这样的分期方法只是一种历史学的方法，它并没有和文学本身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相比之下，我更赞成许总教授对唐代文学的分期法。他以唐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为线索，注重文学史历史性与共时性渗透统一的时序结构，以诗歌的自身的演进和嬗变为主要标准，同时参考文学的外部环境，把唐代文学分为六期。初唐时期大概属于承袭期和自立期[5]。但是，出于一种惯例，一种思维的定势，同时也是为了方便自己的表述，我在这里还是沿用初盛中晚的传统分期法，虽然这种分期体现的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控制。一、初唐都城诗的文学传统　　　 初唐时期都城诗歌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传统就是：两汉时期的京都赋。萧统编选的那部著名的《文选》，首选赋，赋分十五类，第一即是“京都”，京都赋中又首选班固《两都赋》与张衡的《二京赋》。汉大赋乃是对都城的推崇，是彰显帝京文化，其铺张扬厉的风格和帝京的霸气恰呈某种高度的统一。而班固也在其《两都赋》中言其创作宗旨是“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如果说“汉京”指着力于对都城物态的纷繁描绘的话，“皇道”其实就是对都城文化内涵的挖掘。 京都赋兴起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汉光武帝于公元25年复兴汉室后，迁都洛阳，这一迁移朝野震动，由是成为激烈的争论对象。杜笃写《论都赋》支持长安，赞美旧都的重要性，班固的《两都赋》则支持代表节制、俭朴以及儒家美德的洛阳[6]。也许是受到汉赋“劝百讽一”的创作原则的影响，初唐时期许多都城诗歌在极力绘出彼时长安的盛景与纵欲时，和宫廷诗人不一样，已经带有一些批评的因子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对长安的声色铺叙一通之后，写下这样几句：“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7]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虽然他立即转到永恒与须臾这个关于时间的亘古不易的命题上。不过，随着魏晋以来人的主体的发现和主体性的确立，初唐都城诗也发生了一些与汉赋不同的变化，那就是主体的高扬。作者不再满足于对“汉京”的工笔画式的描摹，不再满足于对“皇道”作玄谶的探讨，作者常常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他的声音中蕴涵着他的得意与失意，蕴涵着他对这个时代的看法。我们也可以把这种不同于汉赋的变化归结于初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