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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后SSK及科学哲学当代重建摘要：结论的预设性、研究工作的“自我消解性”以及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SSK研究的发展前景。由SSK向后SSK的发展表明：我们不应停留于简单地去指明对于传统科学哲学与SSK进行辩证整合的必要性，而应努力在这一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工作，并应更为深入地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科学哲学相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合理定位。我们既应明确反对各种“取消说”，同时又应高度重视如何能以外部的各种相关研究为背景实现“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特别是，努力做好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通过引入新的范畴更为深入地揭示科学的性质，切实加强科学哲学研究的反思性与开放性，更好发挥研究工作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SSK；后SSK；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041－06 收稿日期：2011－03－28 作者简介：郑毓信，男，浙江镇海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郑玮，男，江苏南京市人，哲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在论及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时，我们显然不能够忽视种种来自外部的冲击或推动，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以下简记为SSK)与科学哲学传统立场的对立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等，一些学者更因此提出了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些主张?由各种相关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什么又是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当代的使命?以下就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对此作出具体论述。 一、SSK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 前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提法：“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这一主张的提出当然与SSK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直接有关，更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冲击。由于爱丁堡学派是SSK的主要代表，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机会在英国进行为期1年的学术访问，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就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为错失了从一开始就与爱丁堡学派直接接触这样一个机会深感遗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关注：在经历了初期的迅速发展以后，SSK内部可以说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甚至更有不少直接的“叛逆者”，这也就是所谓的“后SSK”；进而，也正由于有不少原先在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都倾向于跳出这一阵营并采取新的不同立场，因此，从整体上说，SSK的影响就已从其巅峰衰落下来。如果将原先在SSK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看成一个学派的话，我们就应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学派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或者说，如果SSK的工作可以被看成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或领域，那么，这一方向或领域又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由于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直接对立，因此，上述问题就直接关系到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另外，我们并可由此而获得关于如何开展理论研究、特别是确定研究方向的有益启示。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可以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一简单比较：尽管后者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同样经历了一定的曲折和低谷，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已近百年，不仅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更积累起了不少重要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尽管曾出现过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但最终为大多数人所遗忘的恰又正是那些似乎红极一时、并将完全取代科学哲学的时髦学说或主张。从而，即使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案例，SSK的迅速衰落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具体地说，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即是由SSK本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对此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众所周知，SSK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即是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直接应用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这样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由于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质，因此，作为直接的开端，SSK学者就曾花费很大力量对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例如，这显然就是布鲁尔(D.Bloor)等人所倡导的“对称性原则”与“等价性原则”的一个主要作用。另外，也正因为这主要是一种“移植”的工作，从而就不仅相对于纯粹的创造难度较小，而且就像诸多类似的工作(如将系统论应用于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创造)，在开展初期往往也会出现一个高产期，更可对那些一直在相关领域(在此指科学)中工作的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甚至产生震撼的效果。但是，如果这种工作始终停留于对现成理论工具的直接应用，却缺乏新的创造性工作，所说的发展势头很快就会出现衰退。 就SSK而言，我们还应特别强调这样一点，即其主要结论的预设性。对此，例如由所谓的“强纲领”就可清楚地看出，即是认为就科学知识的产生而言，社会的因素是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