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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写作策略及后殖民批评摘要：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仿写小说《福》中典型的后殖民主义写作策略，揭示作家独特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女性个人叙述声音权威的确立揭露了殖民主义文学中女性的缺失或者被边缘化的意识形态共谋；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创作手法颠覆了殖民霸权存在的理性根基；小说结尾处出现的入侵叙述者撇清了作者成为新的叙事权威的嫌疑，为叙述文学的未来开辟了一条不带偏见的蹊径。 关键词：写作策略;后殖民批评; 女性个人叙述声音；元小说；入侵叙述者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51-04 库切的作品“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没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相同的创作手法”。［1］(P227，229)然而，变化多样的创作风格并没有淡化其一贯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内涵。国内学者王敬慧在其博士论文摘要中指出“库切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诺贝尔文学家得主，还是一位后殖民理论家，与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一样,都在致力于消解一切殖民主义的观点”。［2］拟从小说《福》中所采用的主要写作策略入手，深入探讨小说蕴含的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思想。 一、赋予女性个人叙述声音权威 女性主义叙述学专家苏珊·兰瑟认为有三种建立女性叙述权威的模式：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叙述声音。［3］17库切采用的是女性个人叙述声音，即用第一人称见证人来叙述文本故事，并让苏珊的叙述声音呈主体地位，通过对《鲁滨孙漂流记》的戏仿，向男性话语霸权发出挑战，揭示构建殖民主义帝国大厦的文本作者的不可靠性。笛福在小说出版前言里假借编者之名所谓 “The Editor believes the thing to be a just history of fact; neither is there any appearance of fiction in it”（编者相信这本书完全是事实的记载，毫无半点捏造的痕迹）［4］充其量也只能落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苏珊个人叙述声音权威的确立集中体现在对荒岛历险的描述中。这是《福》及其前文本《鲁滨孙漂流记》所叙述的核心事件，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鲁》中叙述的荒岛故事（“笛福版”），它以互文的方式出现在《福》的第二章苏珊写的日记中。日记体的形式在文体上不仅使读者联想起鲁滨孙在荒岛上的日记，而且内容也多次指涉该故事。如在“4月25日”的日记中，苏珊写道：“你（指作家福——笔者加）问我为何克鲁索没有从破船上带回任何一把毛瑟枪，为何这个极度害怕食人族的人竟然没有武装自己。” ［5］(P47)另外，苏珊的日记中还提到了克鲁索的火药、弹药、木匠的工具箱、玉米种子、猿猴毛皮做成的衣服以及食人生番等等，这些都暗指了“笛福版”的小岛历险故事。该故事已众所周知，在小说中只要稍作影射，读者便可联想起完整的情节。因此，它是隐形的。 第二种说法是《福》中作家福要讲述的荒岛历险故事（“福版”）。“福版”故事包括“女儿失踪；巴西寻女；放弃寻找以及小岛历险；女儿寻母；母女重逢”［5］(P105)五个部分。福构思的故事中“有开始，有中间，还有结尾”［5］(P105)，他注重的是所写的故事要有趣，能受读者欢迎。因此，他在故事里加入想象中的海盗，苏珊在巴伊亚的经历以及苏珊与船长、克鲁索等之间男欢女爱的猎奇情节，而苏珊所希望他讲述的荒岛经历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尤其是苏珊希望福用艺术来弥补她的故事中悬而未决的“谜或是洞” ［5］(P109)的关键人物星期五却根本不存在。 不难发现，这两个荒岛故事的作者都是笛福一人。在“笛福版”故事中，18世纪鲁滨孙的荒岛里没有任何女人；“福版”故事中，出现了苏珊。遗憾的是，受男性作家福的控制，苏珊几乎寂寥无声。她对自己的“真实经历”没有话语权，只有被书写和改造的命运。甚至，在福看来，女人不应该出现在海岛上，“最好只有克鲁索和星期五，最好不要有女人”。［5］(P63)福力图写出的其实还是笛福的作品《鲁》，所以这个版本中，女性的声音和权力仍然有限。读者不禁纳闷：笛福对女性的书写或有或无，难道表明他是以生活本来的面目进行创作的吗？其实，笛福的写作兴趣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如何吸引读者的眼球，让读者相信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不过，这种欺骗手法让库切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库切安排女性出场，并让女性叙述者苏珊向公众受叙者（包括笛福）讲述前文本小说男性作家笛福的作品。这一女性叙事声音的权威在苏珊叙述的故事中得以树立（“苏珊版”）。 “苏珊版”的故事被有意放在了小说的前两章。第一章由苏珊以第一人称回顾体的方式讲述了她流落到鲁滨孙荒岛后的生存经历，全文在引号中。由于苏珊担心自己没有文采，叙述的故事不能打动读者，她便找到作家福，希望他能进行“艺术处理”，成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