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戏剧的互动仪式及统计创新.doc

华文戏剧的互动仪式 ——台湾、香港与澳门的话剧与城市空间 胡志毅 中国话剧与城市空间，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命题，本人继续沿着仪式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演进，既然有“国家的仪式”，就有“城市的仪式”，我采用柯林斯.兰德尔的《互动仪式链》的理论，将其视为一种城市的互动的仪式。研究中国话剧与城市空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互动”，我在这里采用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中的理论，提出中国话剧与城市空间是一种互动性的仪式。 “互动仪式”这个概念，是兰德尔.柯林斯借用戈夫曼的术语提出来的。兰德尔.柯林斯指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为相互关注/情感连带机制。它是关于互动情境沿着两个维度——相互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以及情感连带在多大程度在参加者之间确立起来——发生变化的模型。当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变得强烈时，自我强化反馈过程导致更强烈的情感体验活动。这些转而成为对文化非常重要的引导创新的磁石活动，通过这种体验，文化得以创造、诋毁或加强。 话剧自从引进中国伊始，就是作为“相互关注”、“情感连带”而出现的，在城市中，人们是孤独、陌生的，需要通过“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华文戏剧这种“文化”才“得以创造”。本文试图从互动仪式的角度分析香港、台湾和澳门的戏剧与城市空间。 一、香港戏剧与城市空间： 香港是最具有国际性的城市。在香港生活的人的视角非常特殊，并因此形成了他们特有戏剧观念。 1987年张棪祥与蔡锡昌共同为中英剧社创作《香港梦》，于1988年由中英剧团演出，此剧表现的是1985年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联合声明签署以后在香港引起的反映，一些香港人想移民到澳洲，一些香港人想继续留在香港。当时中国国内正在进行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香港的一些人士非常敏感。剧作通过一个三十多岁，在金融界工作了多年的大学毕业生王宜乐和他在旅行社工作的妻子，以及他的同学，他的老板等人的关系来表现这些不同的反映。全剧分五场。剧作家通过王乐宜的梦幻开场，香港电台播报有关香港特区发言人的发言，在舞台上制造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王宜乐成为这场运动批判的核心，最后出现大亚湾核电站核泄漏事件，众人逃散，王宜乐惊醒。在中英国改国籍法之后，很多人做不成英国人，于是何去何从，成为王宜乐考虑的事情。第二场在王宜乐和IDA的婚礼上， 出现了甲乙所扮的神父。神父：“王宜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你愿意吗？”王：“我愿意”！神父：“IDA CHU，一国两治，繁荣安定，你愿意吗？”IDA：“我愿意！”。第三场中，在发生了赞成还是反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建造活动以及有关学生民主运动的讨论以后，王宜乐有一段长长赞美祖国、希望祖国繁荣富强的独白。第四场表现88接直选举等民主活动，在去留的问题上，王宜乐和妻子IDA有不同的看法。 在剧的最后，王宜乐和他的妻子IDA都决定不去澳洲移民，在音乐声中，IDA肚痛，下，婴儿哭声。这个剧在艺术中心小剧场上演后，引起评论界的反应。有人将“香港梦”和“民主梦”联系起来进行评论。也有人将《香港梦》与《我系香港人》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张炎祥对此作出了回应。他认为，《我系香港人》是将香港一百年的历史了纵向的追溯，而《香港梦》则是1984年中英签订了香港回归的联合声明以后人们的反应。 杜国威与蔡锡昌的《我系香港人》从香港成为殖民地开始一直写到中英签订香港回归中国的长达100 余年的历史。编剧试图为“香港人”寻找一个定义，剧中没有中心人物，只有一个主角，即概念化的香港人——殖民地居民。就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香港的历史就是港人身份和在权力架构中地位转变的过程：从爬在英军脚下的乞怜的渔民开始，演进为一个敢于面对将来的勇者，凭着自信站起来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更倒转处境，使“鬼佬”（外籍人士）沦为戏弄的受害者”。（方梓勋）本剧角色分别由A、B、C、D、E、F、G七位演员担任，G是英国演员。他们时而进入角色，时而以演员的身份向观众说话，跳入跳出自如。全剧共16场，基本上采用剪报的形式，外面套上戏中戏的框子。整个编排和制作加插了不少俗文化的元素：舞蹈、流行曲、多媒体的布景、观众熟悉的题材、跳跃性的急速节奏，以至一般人保全大局的心理，都显示出大众化的倾向。语言方面，不避俗语、俚语，同时也夹杂了英语，正好反映现时香港社会的实况。这出剧共演出114场，为香港创作剧最高演出纪录的保持者。 陈尹莹编剧和导演的《花近高楼》由香港话剧团在1988年8月4日—8月16日于香港大会堂剧院首演。她采用杜甫的《登楼》中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为题旨。提出“香港过去五十年，克服万难，飞腾发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面对未来，如何维持尊严，建立自我表现？”等一系列问题。全剧分三幕，时间跨度为三十年，表现江子留一家和街坊的命运变化。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