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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当年轰动整个上海滩的奇文：与财富有关 “发财不难，保财最难”——这就是雄文《保富法》演绎的主题。本文作者聂云台(1880年-1953年)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是“古今完人”曾国藩的外孙。他从自家的经历和在上海所见所闻的富人家庭的变迁，来谈富裕人家的持久发达之道。很值得一读，特别是在“楼起楼塌”常是一语成谶的当下。本文是聂云台在晚年抗战期间卧病在床时撰写的，当时在《申报》连载，轰动一时。民间自发纷相印赠此书，至今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商人圈仍广为流传！本文分上中下三篇。/span/divdivpbr/pp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0, 32, 96);上篇/span/strong/ppbr/pp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业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br/ppbr/pp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br/ppbr/pp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二十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ppbr/pp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ppbr/pp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192, 0, 0);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多却优秀。/span/strong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因此在他逝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道：“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ppbr/pp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影响非常大。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ppbr/ppstrongspan style=color: rgb(0, 32, 96);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span/strong/ppbr/pp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