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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宅基地置换动力机制探究摘　要：本文对宅基地置换的动力机制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首先是基于各相关经济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或出于自身职责而产生推动宅基地置换的动力；其次是从社会经济问题中剖析出与宅基地置换存在内在关联性的问题，如耕地保护、利益分配问题等，解决以上问题会对宅基地置换产生推力作用。 关键词：城镇化　宅基地置换　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造成广大的农村地区宅基地废弃和闲置，形成空心化村庄。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城镇建设用地资源瓶颈已愈演愈烈。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住房建设，需要占用大量耕地。然而，要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样，城市的迅速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与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制度层面上的研究范式不能解决中国农村宅基地置换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必须深入到机制层面探究农村宅基地置换系统形成动力的内在机理，用以指导宅基地置换工作的开展。 二、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基于各相关经济主体的宅基地置换动力分析 1.农民出于自身效益最大化的考虑 农民的效益在于经济效益，即宅基地置换前后经济上的取得与付出之差额；也在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变化能否得到认同与接受。宅基地置换之后，农民利用补偿收入购买了城镇公寓房，或者集中安置之后，换了新房子，对生产收入和生活成本将产生较大影响。不但农民的庭院经济收入少了，生活成本也变高了。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当置换后获取的总效益大于置换前的，农民才会积极参与到宅基地置换工作中。如果农民不是出于自身意愿而执行宅基地置换工作，那么很可能就是农民“被置换”了。近几年“强拆迁”频频见诸于各报端媒体，背后隐藏的往往都是农民抗议诉求得不到有关部门回应的情况下所演绎的一出出人间悲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缺失。 2.村集体从节约管理和监督成本的角度考虑 村集体作为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人，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的动力主要来自改变农村居民点广、散、乱，不易管理的局面。农村中的“一户多宅”问题由来已久，基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凡是祖辈遗留下的宅基地，即被农民视为祖产，有着特殊的意义，即使其上面的房屋已经倒塌，村集体也很难收回，宅基地闲置现象非常突出。因此，村集体不仅要对“新宅”（即农民申请审批的新宅基地）和在使用的宅基地进行监管，还需要花费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村民已基本废弃的旧宅。无疑，通过土地整理，进行宅基地置换，实现村民的集中居住，可以节省村集体很大一部分的管理和监督成本，甚至还能从中获取额外的收益。 3.“利维坦”假设下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担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同时地方经济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地方官员的政绩，影响到其职务的升迁和物质利益的实现，其行为越来越呈现出强烈的“利维坦”特征。在中央要求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的硬约束下，通过行政权力大量圈占耕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用地需求已经不太可能了，地方政府转而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这种使用权流转模式来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由此减少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为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结余”出建设用地指标，并将其用于商业开发实现大量的收益，或用于工业招商用地吸引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实现政绩。尤其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主导的、随意性的、外延式的空间扩张已造成城市近郊耕地急剧减少，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在土地用途变更性增值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对推动农村宅基地置换有着更强的动力。 三、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基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宅基地置换动力分析 1.由我国耕地保护政策所带来的启发 土地问题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在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维持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而我国的基本农田保有量近年来屡受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陷入危机。从多年实践经验来看，相对发达县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压力往往突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即使给予补偿也难以维持耕地保护主体保护耕地的意愿；欠发达县区却因用不完占地指标而连年结转，并具有通过宅基地置换整理出额外建设用地的潜力。因此，可借鉴“异地有偿代保”的思路，允许发达县区从其转用耕地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在自愿协商基础上，请占地压力较小且耕地资源丰富的县区代其承担部分耕地保护任务。当市场上逐步建立起这种供需关系，且市场前景良好时，作为耕地资源供应方，其必然会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通过“基本农田保护指标”或“耕地保护指标”的流转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于是，耕地资源供应方在现有耕地面积的基础上，就产生了通过宅基地置换整理出更多农用耕地的激励。当然，这需要省级政府引导建立一个协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