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家的严刑酷法与儒家的诚信思想对构建及谐社会的积极意义.docVIP

浅谈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诚信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摘要：结合古代法家思想和儒家的诚信思想，客观、全面地剖析法家法律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挖掘出儒家的诚信思想的精华，结合实际国情,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关键字: 构建和谐 教化 恩惠 表率 法治 儒家诚信 天人合一 我国的法学思想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治的起源是管仲治理齐国开始，经读于晏子宰相，集成于他的众多门客之手而为雏形，后来，管仲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的主张。他顺应历史且发扬礼法并用的思想，从而制定了相地而衰征、任用贤才、改革行政、军事组织机构等一系列富有法治色彩的方针、政策，最先举起了以法治国的旗帜。法家的“法”是以法、律、令等成文法形式颁布的具有较大稳定性的法律条文。《管子》曾根据功能的不同将“法”、“律”、“令”三者作了区分:“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意即它们同为成文法,不同只在于各有其职。因此,法家的“法”,“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由官府制定并公布于众,其最大的品格是“法莫如显”。最后，管仲帮助齐桓公制造了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政治局面。在治国强兵的同时，管仲又做了一个大胆的改革，为了使臣民奉公守法，采取了行政的教化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治理民政的工作，在《管子》中提到“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君主除了对百姓进行教化，给予恩惠，并且要身体力行的做出表率，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和支持，然后推行新的法令政策，人们才乐于奉行，又怎么能谈到百姓的暴乱呢。他也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特权的存在，其实推行法治的重要手段，最好的是教化加强人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他们的综合素质，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从而减少违法乱纪的现象，正是这样的管理，才能顺应民意，国人才会遵守法律而不做违法的事情，执法的对象是所有的国民，确保了令的实行和正确贯彻执行，是全国一致，上下一体，同心同德在法治的大道上大踏步地前进，另外利用苛刻的严刑峻法，苛刻的法令制度，反而会让百姓会有激烈的反抗，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管子》认为:君主立法必须合乎天道,为合乎天道就要顺乎民心,就必须使其法令符合人民的利益,否则就会激起人民的反抗,使统治者陷于灭顶之灾。这充分体现了《管子》的民本思想。管子的法治思想丰富而温和，较之秦法家思想更具有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的梁启超赞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一是因为他们治国有方，二来是为我们的国家保留了一套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法治思想。 法家的思想在秦朝更加严酷和严刑峻法思想在秦朝体现的淋漓尽致，著名的代表是韩非子和商鞅，他们的法治是重刑思想，依法治国，要求人们遵守法典，他是富国强兵成就霸业的法宝，把国家的各个方面纳入法律的范畴，要求国民严格服从和遵守法律法令，以此为依据，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并制定了连坐法和三夷之诛，增加了肉刑和死刑等严刑酷法，由此韩非子的出一结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的严刑酷法在秦朝的初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历史意义，然而到了后来的秦国过于严酷，最后秦国因为严酷的刑法留下了暴秦的恶名，最终结束了自己的命运。 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后来的儒家思想更能适用社会变迁的潮流，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儒家的诚信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道德规范是诚信，在古代，必须以当时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就诚而言，在《中庸》中对诚的作用做了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些都夸大其词了，使人们对诚有了很大的恐惧感;就信而言，在<<论语》中 言：主忠信，徒义，崇德也。强调信义相符合，从而使其符合三纲五常的色彩，有碍于推广。就儒家的诚信而言他，它发挥作用的范围是非常窄的，其原因是当时的经济水平的局限性，受影响生活关系和血统人缘的脉络关系，诚信包含其在内的人世道德，人伦关系的家庭道德，其作用修身养性，完善人格、和睦亲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发生过积极地作用。随后儒家的诚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又赋予了新的含义真心实意、守信的内涵，并作为立身做人、与人交往、和谐人际关系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为现代文化信用建设的优良之处予以继承，在《论语》中提到，与朋友相交，言而有信，人无信不立，作为与人相处的准则，就诚信本身来讲，赋予了新的意义，一方面是朋友有信、兄弟有恭，而更多的要讲公共、公众信誉，使其内涵更具有社会化。在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是一种道德的范畴，具有重要的地位，孟子曾经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