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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体主义:争议和辩护摘要：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开创了环境整体主义的新路径，但他简洁的表述风格为反对者留下了口实，为此，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围绕着“生态法西斯”、“反人类”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个体主义者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但随着整体主义的后继理论不断弥补原有理论的不足，整体主义的合理性日益增强。从趋势上看，一种充分考虑了个体利益的环境整体主义将会成为环境伦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环境整体主义；大地伦理；生态法西斯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环境伦理学的价值取向是非人类中心的，但面对非人类的自然界，我们究竟应该优先考虑个体利益还是群体或整体利益，却始终存有争议。整体主义的道德关注点主要在自然系统整体和内在关系上，这让个体主义者担心。事实上，一种面对现实问题的整体主义不可能是纯粹的。环境整体主义并非只关心抽象的群体或整体，它正在越来越多地兼顾和平衡整体与个体的利益。因此，争议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明确道德关怀对象和边界，但环境伦理学未来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客观地看待环境整体主义。 一、环境伦理需要整体主义 在环境伦理学中，人们遵循着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思想，把所有的理性存在纳入道德范围之中，但在环境保护实践中带来了严重的界定问题（如植物人和可能产生理性特征的动物）。把康德的义务论伦理运用于环境伦理学中，实质上仍是“理性代理人中心”道德。现代的义务论伦理已经摒弃了把理性为唯一评价生物道德价值的标准，而代之以每个生命实体都具有生存权利，即每个生命实体均拥有自己的善，作为道德价值的评价标准，但这无疑是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际范畴直接扩展到了所有生命。按照这一思路，资源保护主义“为了人类自身利益我们应该保护自然”说法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动物福利论者以“人和动物拥有相同的感觉能力”作为推论的基础，亦完全可以得到人和动物拥有相同的道德关怀权利的论证；生物中心主义者也可以通过论证一切生命皆有目的性是道德关怀的基本条件，要求尊重所有生命，从而将道德关怀对象从传统意义上的人扩展到了一切生命存在。 然而，上述观点均是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他们相信，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谈论个体才有意义，因此，他们通常不会考虑物种，更不会考虑生态系统——这都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实体，而非真实的经验实体。显然，这种个体主义的理解自然方式也是成问题的，有重大缺陷。我们在直觉上能够清晰分辨的道德价值，如小草、狼和人在价值分布上是有等级的，因而能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做出合理的判断，但义务论把“天赋权利”向所有生命的扩展，却使我们无法判断，或者只能得出摘掉一朵花、杀死一只昆虫与杀死一个人是同等的恶的结论。于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常常陷入两难困境：我们能废除饲养业和动物实验吗？脱离了生存的环境，生命还能维持吗？如果不能，我们又能如何找到保护生物环境的有说服力的理由？正如较温和的环境伦理学家温茨（P. Wenz）所说，迄今为止，生物中心个体主义的非人人平等的提法是正确的，但由于是个体主义的，它不具备构造环境伦理学的坚实基础。[1]正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个体主义的缺陷才催生了环境整体主义。 我们无法追溯环境整体主义思想的起源，但利奥波德（A. Leopold）的“大地伦理”却是学者们公认的最早系统阐述整体主义思想的环境伦理理论。“大地伦理”并非源于学者书斋中的沉思，而是直接来自作者环境保护的亲身实践。利奥波德早年深受吉福特·平肖资源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在美国西南部工作的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资源保护主义思想的问题，并从一只垂死老狼的嚎叫声中获得了新的意识，最后将这种意识提升为“大地伦理”。[2]121—124 “大地伦理”以叙事性的方式完成了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阐述：大地伦理不仅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而且也确立了人类对大地共同体的义务；并将大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作为道德评价的基本原则。[2]191—124 然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是简短的、粗糙的，它留下了许多不确定的内容。此后的纷争也主要因它而起。环境哲学家克利考特（J.B.Callicott）将纷争的起因归结为三点：一是利奥波德的极其简洁的散文方式，通过一些句子、甚至一两个短语表达整个复杂的概念；二是利奥波德偏离了当代哲学伦理学的假设和范式；三是大地伦理的实践运用是令人不安的。[3] 实际上，争论既有思维方式也有写作风格带来的问题，当然，若是不对“大地伦理”的简洁内容作系统阐释，就可能在理论上为恶行或暴行开脱，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二、环境整体主义的三种主要形态 “大地伦理”奠定了环境整体主义伦理的基本框架，但后续的发展却出现了众多的分支理论。在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建构的主线上，至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