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杂技中乐舞艺术.docVIP

略论中国杂技中乐舞艺术杂技艺术是以杂技、魔术、滑稽、马戏为主体，融音乐、舞蹈、戏剧、舞台科技等其他艺术手段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中国杂技，萌芽于新石器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具雏形，兴盛于汉唐艺术，宋代开始走向民间，清代形成近、现代杂技的基本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杂技艺术获得了全面发展和繁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杂技艺术走出国门，融入世界马戏杂技艺术大潮，并引领其向前发展。本文简要论述中国杂技中的乐舞艺术，解析乐舞艺术在中国杂技中的文化地位及其关系，不揣浅陋，就教于方家。 一、唐宋以前文献记载中的杂技与乐舞： 纵观中国杂技的发展，乐舞艺术与杂技相伴相生，这在唐宋以前的文献里就已经有所记载了。 周时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作为上层建筑的上古乐舞的雅乐，因为时代发展逐步失去了生命力，代之而起的是大量民间乐舞为主的“新乐”，造成了西周时期乐舞居于民族大文化的统领地位。而乐舞百戏则开创了杂技宫廷艺术的先河。 原始艺术的发展表明，人类由蒙昧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之后，艺术的形式开始了多样化、专业化。而艺术表演的多样化，是源自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路史·后记》载：“少康（辞源注：夏王相的儿子，禹的七世孫）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古本竹书纪年》亦载：“诸夷来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史记·乐书第二》载：“鈡磬竽琵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这些史书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各种民间技艺和乐舞不仅相当发达而且已作为招待各诸侯部落宾客的艺术表演，纳入宫廷管理。据史料载，夏朝时的最后一位君王“桀”，生活十分奢侈腐朽，由于他一味追求娱乐，修筑宫殿，瑶台供其观乐舞，赏角抵，所以，也才使角抵乐舞得到民间的重视，从而进入宫廷。也是夏王桀把这种宫廷的表演推向极端，史载，在夏王桀的时代出现了“奇伟之戏”，是很值得探究的。汉代刘向在《列女传·孽嬖传·夏桀末传》载：“桀既弃礼仪……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之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奇伟之戏是我国古籍中最早涉及杂技艺术的历史文字资料。当时产生倡优、侏儒等专门从事于乐舞的表演者。从奇伟之戏的表演，说明夏代开始已逐步摆脱了原始巫舞的范畴。 “奇伟之戏”究竟是什么表现形式？它孕育着哪些人类艺术式样？奇伟之戏中是否有杂技四大门类的表演形式呢？从奇伟之戏的“奇”来看，应该是当时倡优、侏儒们所表现的高超技巧，这就是杂技的刍形；它是一种结合当时的音乐、歌唱、舞蹈、杂技滑稽于一体的乐舞表演。曾国珍先生在研究奇伟之戏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戏，既不是原始的舞蹈，也不是汉代的戏剧，而是正在形成的戏法杂技之类的表演”。在这里曾先生深刻地领悟到奇伟之戏的主要内容，他还认为戏法（幻术）就产生于距今四千年历史的夏朝后期。乐舞的“奇”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常见的技艺形式，比如，象猱猿一样善援（爬上）的侏儒艺人，象神明一样奇异的戏法古称“化人”表演，这是杂技刚脱离原始形态，产生了奇异形象。 商代末的君王纣与夏桀一样残暴，《史记·殷本纪》载：“益收狗、马、奇物、充牣宫室”“大聚乐戏。”《尚书·泰哲》载纣“作奇戏滛巧，以悦妇人”，这里所说的“奇戏”，应当是奇伟之戏的延续，是当时杂艺、驯兽、幻人表演的乐舞杂技。至今殷商甲骨文卜辞中，还有明显商代“奇技”—“弄技”，即一种新技巧的标记。据说孔子曾经观看过齐鲁少年的“商羊舞”，主是一种模仿鸟类姿态动作的技巧舞。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先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艺术追求也在变化，象征王权的雅乐—古乐舞走向没落，以民间艺术为基石的“新乐”日益兴盛，能使人快乐的杂技，自然尽在其中，因为新乐来自民间，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杂技植根于新乐中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在百家争鸣的社会，导致审美情趣发生多样化倾向，这种多样化，是促进杂技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因素之一。 二、乐舞艺术与杂技的创作： 前文已述，杂技还在“角抵”的时候，就与音乐、歌舞扎堆演出了。到南北朝时期，杂技的表演上场讲彩衣，其“奢侈过于汉晋”，表演“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杂技的综合性质更为凸显。只是宋以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国家国力的逐渐衰弱，与社会命运始终拴在一起的杂技走向衰落，甚至沦落为“路歧人”，杂技成为讨口的行当。到20世纪，中国的杂技马戏逐渐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加入音乐伴奏，而且有了舞蹈、舞台美术、甚至声、光、电、机关布景等高科技技术，乃至诗、文、书、画等艺术元素都一一作为一种符号进入了杂技的生命之中，这是新世纪杂技、马戏、魔术、滑稽文化的新发展。杂技艺术对文化品位的追求离不开对各种新鲜的艺术元素的吸引与融合，离不开对时代特征、时代精神的张扬，这既是新世纪对杂技的要求，也是杂技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这个层面上，杂技自身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杂技的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