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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我国同时履行抗辩权缺陷本文从三个方面针对我国合同法上同时履行抗辩权存在的缺陷做一探讨。 一、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构成要件存在漏洞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对成立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债务履行时间存在漏洞。《合同法》第六十六条所谓：“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这应该是指合同双方债务均未明确约定履行期的情形。此外，如果双方债务本非同时届期，而是一个先届期，另外一个后届期，如果后届期的债务也已届期，客观上也属于双方的债务均已届履行期，能否发生同时履行关系呢？《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后半段规定：“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也会遇到问题。比如一方当事人交付的标的物仅有细微瑕疵，相对人怎样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才算合适？是拒绝全部价款的支付，还是拒绝相应部分的价款？“相应的履行要求”到底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合同法》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都是《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规定的缺陷之处。 二、《合同法》第六十六条与第六十七条的分立 我国《合同法》六十六条、六十七条的立法规定，追索其形成过程，应该说是沿袭了大陆法系国家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并参考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相关规定。但由于我国很多学者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研究有误读之嫌，片面认为同时履行抗辩权只有在同时到期的双务合同中才能适用，这就有必要对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概念正本清源。目前关于《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命名，学者们比较一致地称为后履行抗辩权，即在同时履行抗辩权之外，存在有独立的后履行抗辩权，这就改变了传统的合同履行抗辩权体系，形成了对传统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理论的挑战。 大陆法系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性质有两种学说。其一，以请求人自己提出给付为对于相对人请求对待给付之要件。换言之，双务合同中具有先为给付义务的一方，只有在已经作出给付或已经提出给付时才能向合同另一方请求对待给付，若其未为给付或未为给付之提出而请求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相对人可否定其权利，主张请求权不存。亦即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无权要求另一方履行义务，之所以无权要求另一方履行义务，是因为另一方无给付义务。其二，不以请求人给付之提出为请求对待给付之要件，然而相对人在请求人提出对待给付前可拒绝自己的给付。 上述第一种学说将同时履行抗辩权称为权利否定之抗辩，行使抗辩权的一方以否定对方的权利、否定自己义务的方式对抗合同的相对方，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同履行抗辩权。第二种学说将同时履行抗辩权定性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之抗辩。合同当事人不否认对方请求权的存在，也不否认自己义务的存在，此属真正意义上的合同履行抗辩权。因为抗辩权是指能阻止请求权效力的权利，主要是针对请求权的权利，效力在于阻止请求权，从而使抗辩人能够拒绝履行义务，而不是否认相对人的请求权 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具有这种延缓抗辩的性质，其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性质是相同的。《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基本法律特征，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存在于双务合同中，且当事人履行义务有先后顺序。第二，它是一种单向性的抗辩权，即只能是后履行方享有此项权利，先履行方则不享有此权利。第三，它属于暂时抗辩权或延期抗辩权，只能延缓义务的履行与对方权利的实现，而不能消灭这一权利义务关系。 从上述《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性质与法律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此项抗辩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性质相同，仍是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派生，其适用条件与同时履行抗辩权近似，只是所适用的合同履行顺序这一点有所不同。还有一点需要进一步明晰，后履行方抗辩权的行使是针对先履行方的实际违约的抗辩。本来对实际的违约可以按照寻求赔偿损失、解除合同等救济方式，但这便不是履行抗辩权的问题了。然而，后履行抗辩权是在不终止合同效力的前提下，后履行义务人为保证自己履行利益的自助措施，这种措施与合同解除相比，能够降低合同成本。所谓“后履行抗辩权”和传统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目的和价值是趋同的。《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独立存在的理论基础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其独立存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三、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过窄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表述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依体系解释，该条规定在《合同法》第四章“合同的履行”内，自然是主要针对双务合同的履行而言。从比较法来看，同时履行抗辩权也主要是针对双务合同而言的，比如前述《德国民法典》第三百二十条明确规定在“债务法”第二章第二节“双务合同”的标题之下；《日本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同时履行抗辩权”规定在“契约的效力”标题下，自条文内容看，也是以双务合同为主要的规范对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二百六十四条“双务契约之同时履行抗辩权”,第一项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