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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状况视野中犯罪问题探究 　摘要：经济生活是作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体的人所不可缺少的社会活动内容。因而，经济生活状况在影响犯罪的诸多因素中是不可忽略的，尤其在经济生活状况本身易致罪因素与经济生活状况以外的其他易致罪因素高度融合的时候，社会个体的犯罪可能性就会增强。从这个角度讲，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涉及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以经济生活状况为中心的社会圈问题，同样，从经济生活状况角度预防犯罪也不能单纯调整经济生活状况，而应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承受度，根据经济生活状况的不同表现对犯罪的不同影响以及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等不同方面构建相应的刑事政策体系。 关键词：犯罪 经济生活状况 社会环境 刑事政策 一、经济生活状况在犯罪研究中的定位 （一）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一个发展的命题 社会个体的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关系是一个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话题。较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但事实表明，这类研究的许多结论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使得关于这两种现象的关系的结论互相矛盾”[1]。在这些观点中，有些主张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之间没有直接的作用关系，如有国外有学者指出，“然而这里有不得不加以声明的，就是那些以经济为判断的人在解释他们的结果时，也曾承认这些经济状况之影响于犯罪率，大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2]在我国，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如有学者认为，“经济贫困只是犯罪行为产生的客观条件”[3]。另外一类观点认为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之间有一定的作用关系，如国外学者指出，“犯罪不仅仅源于贫困，有更多的犯罪问题是由物质生活富裕引起的”[4]。再者，还有一类观点认为犯罪与否并不在于贫困或富裕本身，而在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如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个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即最富裕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差距，可以得出的一种相当令人信服的论断就是——它对这个社会中暴力犯罪的犯罪率具有因果作用力”[1]P122。我国也有学者根据调查指出，“在贫富差距拉大过程中，低收入群体数量不断增大，其成为犯罪主体的数量也随之扩大”[5]。客观而言，作为一个实证性很强的话题，由于考察视角、研究样本和统计标准的不同，有关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研究结论也必然不同，但这并不能为终止对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研究制造理由，因为，在社会发展中，犯罪的变化决定了对犯罪原因的探讨始终是一个无休止的甚至是矛盾的过程，而趋近于客观的结论恰恰是人们在“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6]的进程中形成的。所以，对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问题的认识不能仅满足于某种既有的预断，而应以社会现实和预防犯罪的需要为主线保持一个动态性，正如法国的迪尔凯姆所讲的，“因为科学的思考只是为了满足生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它一旦产生，自然要面向实践”[7]。 （二）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一个基础的命题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而决定了致罪因素与犯罪形成之间亦是一个复杂的作用过程，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能导致犯罪的生成。但是，犯罪因素的这种多重共线性[①]并非说明影响犯罪的因素是一个杂乱的排列，因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致罪因素系统中有些是主要因素，有些是次要的，这些主要因素影响着其他因素在犯罪生成中的作用，而按照预防犯罪的经济性运行原理，这些主要因素应该成为犯罪原因分析中的主要着眼点。那么，如何判断哪些可能成为影响犯罪的主要因素呢？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之所以选择不同的行为指向，其根本源于对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利益的大小，而这种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人所卷入的当前事件属于哪个趋向非平衡定态的过程或实现何种终极目的”[9]。笔者认为，这可以归结为所谓行为方向的利益趋近原理，即在特定条件下，行为人对哪些利益的需求大，则行为人的行为会更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按照该原理，经济生活状况在影响人的行为过程中所发挥的是一种基础性作用。对此，恩格斯指出，“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10]。美国人本主义学者马斯洛从需要理论的角度也指出，“一个缺少食物、自尊和爱的人首先要求食物；只要这一需要还未得到满足，他就会无视或掩盖其他需求”[11]。此外，从现阶段的社会现实角度讲，经济生活状况对人的生活也是一个敏感度高的影响因素。如据《2006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显示，2006年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是个人经济状况，到2006年，该指标连续五年成为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首要指标[12]，而据《2007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个人经济状况对于居民生活感受仍有重要影响[13]。基于上述，经济生活状况与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