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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及中国法律史学 　晚清以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西来之学影响下，众多法律人为中国法制从传统走向近代，“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董康便是其中之一。董康长期担任立法、司法要职，是中国近代立法大家；董康还担任法学教授等教职，培养了一大批法学人才；从学术研究上看，其对刑法、民法、诉讼法、中国法律史都有极其深入的研究。因此，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法律和司法界的权威人士，近代资产阶级法学的奠基人。”令人扼腕的是，董康晚节不保，晚年曾担任伪政府司法要职，被定格在历史耻辱柱上。受此影响，学界对董康的研究远不及其学术地位。有鉴于此，本文试就其在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贡献进行简要探讨。　　一、董康其人　　董康（1867-1947），字绶金，号诵芬主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董氏自幼丧父，靠母亲做针线度日。在亲戚的帮助下，就读于南菁书院。1885年，经县府试举秀才。1888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1890年，中进士，后即进入刑部工作。1896年，因被刑部派往《时务报》选译外国报刊，得以自此钻研英文。1900年，擢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1902年，清政府设置修订法律馆，董氏因沈家本赏识而得以提拔，先为修订法律馆校理、总纂，后为提调。并多次赴日本聘请修订法律馆顾问和法律学堂教习。1911年，赴日本留学，进修外国法律，1913年回国。1914年，任北洋政府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兼署北洋政府大理院长、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后参与《第一次刑法修正案》的编纂。1915年，任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会长。1917年，兼地方捕获审查厅厅长。1918年，充任修订法律馆总裁，主持了《第二次刑法修正案》的修订工作。1920年，先后任大理院院长和司法总长。1922年，赴欧美漫游，先往美国、英国，后去日本。1923年，移居上海，后被东吴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1926年，董氏已是知名律师，并在上海法科大学任校长。1932年，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法科、国学研究所教授。1933-1934年，到日本讲中国法学史。1937年，任日伪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法院院长、大理院首席法官。1940年，任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委员。后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托病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1947年在北平去世。　　二、董康其著　　董康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书舶庸谭》、《嘉业堂藏书志》、《课花盦词》、《曲目韵编》，辑刻有《诵芬室丛刊》、《千秋绝艳图》、《广川词录》，并与王国维校订、纂录《曲海总目提要》，学术成就遍及戏曲、藏书、刻书、古籍整理、历史、敦煌学、法学研究和法律改革等众多领域。　　就中国法律史研究而言，1923年，董康在《法学季刊》上发表《前清法制概要》一文，该文也是董氏在东吴大学第七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说词，《民国十三年司法之回顾》也发表在同年；1924年，发表《虞舜五刑说》与《新旧刑律比较概论》；1926年，在《现代法学》发表《科学的唐律》一文；1928年，1931年，在《法学季刊》上发表《唐律并合罪说》一文；1933年，出版《刑法比较学》，在《法轨》发表《论秋审制度与欧美减刑委员会》一文；1933年至1935年董康应邀赴日本讲学，期间撰写《春秋刑制考》、《春秋刑事诉讼法》、《追忆前清考试制度》、《中国修订法律之经过》、《中国编纂法典概要》等文，后编入《日本讲演录》一著，其中，《中国修订法律之经过》是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做的讲演，《中国编纂法典之概要》则是在日本中央大学的讲演；1934年，在《法学杂志》上发表《我国法律教育之历史谭》一文；1935年，鉴定《比部招议》一书，在《法学杂志》发表《前清司法制度》一文；1938年，在《司法公报》发表《残本龙朔散颁刑部格与唐律之对照》、《魏法制新律溢出于汉律目录考》；1941年，将新民学院讲义编为《中国法制史》一著，并发表《秋审制度》一文；1942年，出版《集成刑事证据法》一著，发表《清秋审条例》一文。　　三、代表著作评述　　秋审制度，体现了“天人合一”观念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反映了社会对刑狱之事的谨慎态度，因此备受学者关注。董康的《清秋审条例》被视为对该制度研究之集大成者。　　董康在任职刑部时，曾经主持过秋审事务。董氏漫游泰西，调查司法，见美国、法国都有“减刑委员会”的设置，曾在民国初年提出建议，设置“减刑委员会”，董氏认为，秋审的省刑、详慎、宽恕可与欧美“减刑委员会”相比。便在1933年著成《论秋审制度与欧美减刑委员会》一文。　　1941年，董康在出任伪职期间，撰写《秋审制度》一书，凡十五六万字。该书分序言、死刑决候之区别、朝审、热审、审录几个部分。这几部分均写在“第一编”下，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