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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益诉讼宪政解释 　摘　要：行政公益诉讼本质上，是对公民共同交往行为中公共意志的救济与维护，因此对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具有重要意义。它所体现的是公民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是公民实现宪法赋予的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本文针对行政公益诉讼，基于宪政的视角，结合宪政的法治、民主、人权这三大要义对其进行分析，进而对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的推进提供坚实的理论导向价值。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民主；人权；法治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学术讨论和研究的范围，它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据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29条明确规定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所谓行政公益诉讼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之称呼不一，诸如民众诉讼、公民诉讼等等，内涵大体相当。行政公益诉讼，通常而言是指“公民和社会组织以及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公共利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依法审查并作出相应裁判的活动”。[1] 它所体现的是公民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是公民实现宪法赋予的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行政公益诉讼这一概念尽管在我国只是一个舶来品，但毋庸质疑，其同时亦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然产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行政公益诉讼一直宠辱不惊的享受着诸多公法学人宠爱，相关的研究成果亦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法律实务中，行政公益诉讼并未获得其应有的地位，相关的制度仍未形成体系。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我们理论与实务界锲而不舍的探究与努力，但其中首要解决的是从宪政的高度，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宪政分析，从而为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的推进提供坚实的理论导向价值。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民主性分析 　　民主一词在现代具有极其广泛而复杂的意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解释。有的认为民主就是人民自治的制度，即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有的认为民主是人民享有平等权的政体或获得普遍同意的政体；更多的人认为民主是指主权属于人民，即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实行多数人的统治。美国前总统林肯把民主归结为“民有”、“民治”、“民享”。这种提法成为西方民主的座右铭。实质上，民主既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制度，也即公民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也是一种管理形式，其意味着公民能够参与影响国家、社会之决策与管理当中；同时，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即公民能在平等的交往行动中，彰显自身的主体权利。 　　所以，人民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机关撤销违法行为或限期作为，正是代议制条件下人民监督国家权力和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因此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民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无疑也是落实人民主权原则的根本要求。因为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判断者和实现者”，公共利益是行政权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2]行政主体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围绕着公共利益的增进和最大化这个轴心。因此，不仅国家行政机关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甚至是不能增进公共利益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和责难的，也是要诉诸法院的。可见，赋予公民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诉讼程序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公益诉讼这特定的诉讼形式，体现着人民主权原则在一个国家落实状况和公民权利保护的程度。 　　“无责任即无权利”，对于政府与人民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一方面，在代议制民主下，人民将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委任的代表行使并组成政府，政府就必须对全体人民负责；另一方面，人民在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的同时，当然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这些责任就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实际的参与行动。显然行政公益诉讼正是人民关心和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项实际行动，是人民广泛而真实地行使民主权利来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形式。人民主权原则是行政公益诉讼的缘由和基础，行政公益诉讼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落实，是人民广泛而真实地行使民主权利来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新途径。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人权保障性分析 　　“权利并非政府赐予的礼物，它们是固有的”，是先于政府和宪法而存在的，是政府和宪法的基础，“政府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些先在的权利”。[3]正因为如此，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当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时，人们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有效的救济”。这就是说，宪法不仅要确认公民的基本人格权并不断拓展其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当公民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所引起的纠纷或争议，国家必须能提供便捷可行的申诉救济机制。没有宪法权利的救济机制，无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宪法上规定得如何详细和完备，都可能失去意义，也谈不上保障。 　　宪法权利的救济机制主要是通过宪法上救济和普通法律上的